You can’t go home again(尾声)

两年后的辛慕尔变得更胖了,但胖得不厉害。她头发剪短了,披到肩膀,发型被精心打理过。一看便知,她正过着优渥的生活。她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,衣服差点儿擦到后面的黑板上。我喊了一声“当心”。她笑了,但眼神有点黯淡。

“原来我现在的地位连你黑板上的演算公式都比不上了。”她打着趣说。

“我怕粉笔灰弄脏你的衣服,”我说,“那应该很贵。”

辛慕尔打量着我,以一个成功人士打量别人的方式,目光优雅而有距离感,就如同我们从来不曾做过夫妻。我回忆起她年少时的样子,敏感如同她从小养到大的两只小动物,她沉浸在伍尔夫的海浪和普鲁斯特的茶水里,像一棵小树那样消瘦、脆弱,一阵强风就能把她吹走。现在她戴上了“畅销小说家”这个头衔,一个会被年轻时的她形容为“厚颜无耻”和“谄媚”的身份。她大概在转换身份的时候有过一瞬间的撕裂感,与告别家乡小镇时的感觉相似。但辛慕尔从来没向我提起这些,也许她觉得没必要谈论。

“抱歉,忙习惯了。”辛慕尔说着,摸出一盒淡蓝色的女士香烟,捏一根烟含在嘴里。烟很细,极其典雅。她的拇指在打火机上轻轻一捻,火苗“卟”地一下跳出来,很像一个独自跳舞的人影。她顺势把烟凑到火苗上,慢吞吞地抽起来。一瞬间,我好像从她身上看到了她的哥哥:她变得越来越像他了,连她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。我闭上眼,又睁开,想看得清楚一些,他却从她身上消失了,仿佛他顺着她吐出的烟雾飘到空气中,慢慢消散了似的。

我说她很美。辛慕尔轻声笑了一下,不置可否。这时,我意识到我和她都已变成中年人,我们的眼角生出了皱纹,无法遮掩,我们在用中年人的方式聊天,克制、友善,谈话本身的意义超过了谈话的内容。我们聊起赌城的天气,聊起香烟、猫、狗、彼此的生活。她竭力做出一副对我的科研工作感兴趣的样子,时不时地点点头,“嗯”一声。 后来,辛慕尔紧靠在窗前,又点燃了一支烟,注视着窗外的棕榈树。 我看不清她的脸,她背对着我,姿态全无讨好之意。

我们之间的默契始终没有被破坏——谁都不去主动谈起苏鲁特。人们说身死魂灭,这句话大错特错了。一个死人的影响比我们意料之中大很多:他们在你的神经上刻下的伤口,一辈子也无法结痂愈合。我甚至觉得这是苏鲁特有意而为之——他自小就喜欢伤害我,看到我痛苦,他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。这只是我单方面的猜测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无法向死者验证。

隔壁办公室传来一阵男人和男孩的笑声。“那是谁?”辛慕尔问。

“我的一个博士后,在跟瓦莱里奥一起玩。”我说,“还记得瓦莱里奥吗?”

“噢,当然。”她回答的时候犹豫了一下,看起来正在从茫茫心海中打捞有关瓦莱里奥的记忆:她没有忘记它,而是主动让它变质了,变成一块石头、一片树叶那样的东西。她可以不带任何困难地直视那段回忆,却很难再唤起任何感情。“我给他带了小礼物。”她说。

我从座位上起身,走到隔壁房门口。“瓦莱里奥,”我喊道,“你看谁来了?”

瓦莱里奥正和艾尔扎克一起趴在地毯上,听艾尔扎克给他讲行星、小行星和恒星。有那么一刹那,我又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苏鲁特的模样——我曾经就如同他们一样,和他一起趴在屋顶上,读着同一本书。瓦莱里奥听到我叫他,走到离我们一米远的地方,停了下来,他是个怕生的孩子,一动不动地站着,一点也不笑。辛慕尔蹲下去,往瓦莱里奥的手心里塞了一个八音盒,棕色的,旋转木马的形状。瓦莱里奥拧了一下发条,旋转木马叮叮咚咚、叮叮当当地唱起来。“谢谢。”瓦莱里奥说。

他还是没有笑,也没有喊她“姑姑”,仿佛他第一次认识她。我不禁想:目睹死亡是不是会让人自动掌握某种本领——他们过滤记忆,像过滤茶水那样。他们把欢乐和痛苦倾倒得一干二净,留下的是一层残渣。警察甚至能从这堆残渣中还原出案件的全过程,但至关重要的东西,那些悲伤,那些隐语,已经融化在水中,如果你深深地嗅一嗅,就会闻到它的味道:香烟,酒,还有打湿的旧书。

我开着车,辛慕尔坐在后排,我们早已离婚,她不想被别人认为还是我妻子。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束鲜花,我们买这束花的时候,它已经不新鲜了。花店老板神情淡漠,声称这是最后一束祭奠用的花,而我深知自己不善言辞,始终都没有学会讨价还价的技巧。离开花店的时候,我瞟到老板围裙上的徽标——长矛和旗帜围成一圈,环抱着一个花体字母M。不论在大学、酒店、银行或是别的什么地方,在赌城的各个角落,到处都是这个金光闪闪的M字。

这是一个帝国的残骸:国王逝世之后,他的财富散落在国土上,风化,贬值,瓦解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宁静的赌城白昼,行人稀少,近乎凄凉冷漠。当我扶着方向盘,穿行在赌城街道的时候,我感到自己也在沿着他走过的道路不停描摹着——当他进入这个流光溢彩、毒液四溢的世界时,也许是仇恨在前方引领着他。他恨这个世界,同时又竭尽全力地与它融为一体。于是,他开始仇恨自己。

又或许,自从我少年时认识他的那一刻,仇恨已经开始。现在回忆起来,他面貌中时常流露出的厌腻、紧张、恶毒,不过是恨意折射出的寥寥几个侧面。是我的情感,而不是理智,率先察觉到了他的脆弱之处,我对他表白,用的是“爱”这个字眼——也许这是我假装的,也许我并不懂得爱,一辈子都不会懂。我自以为能施舍给他安全和温暖,尽到保护他的责任,可事实上我无能为力。我总是这样,任由自己踏进怜悯心的陷阱。

不知不觉,目的地到了。我停下车。

这是一片天主教墓地,它与我们的世界本应毫不相关。在墓地广场中央,矗立着一座低矮的大理石教堂,几百年前,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教堂里,审判了哥白尼和伽利略,烧死了布鲁诺。我踏进教堂,在登记名册上写下“卡妙,物理学教授,无宗教信仰”。这并不是复仇。真理就存在于那个地方,它不需要什么人来为它辩白。我在乎的是真理之外的事物,某种混沌的、流淌的、没有固定面貌的东西。

我穿过两排墓碑,辛慕尔默默无声地跟在我身后。他的墓碑藏在一排十字架之间,一点儿也不起眼,像一个修理工或是一个穷教师死后的安身之地。他以天主教的形式下葬:他应该会喜欢这样的方式,即使我知道他对天主并不虔诚。如果存在着一个在善与恶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,教徒的身份大概能缩短他与善那一端的距离——无用功,我想。我苦笑了一下,把花束放到碑前。天上有一层很厚的云,它遮住了一半太阳,并且正在慢慢遮住另一半。我想阴天比晴天更好,至少他碑前的花束能枯萎得慢一些。

“葬礼那天我没去,”辛慕尔吸了一口气,说,“我那时……还没想好怎么跟他和解。”

“不去也没关系,”我说,“参加葬礼的人,我一个也不认得。”

葬礼是“圣母军”教会的人主持的。这个教会以好心而出名,一年有三百天以上都在四处奔波,忙于诸如主持葬礼和陪护濒死者之类的事情。那时,我眯着眼睛,站得很远,看着那些黑衣服的教友念念有词——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,接纳我们这位弟兄,我们将他的身体埋葬于此,使土仍归于土,灰归于灰,尘归于尘。那个时候,我神情恍惚,脑子里充斥的都是亵渎和妒意。我对天主说:可你并没有真正拥有他。跟他一起长大的是我,同他一起在屋顶晒太阳、下棋、看物理书的是我。是我与他分享秘密和记忆,而不是你。他头一回流泪,在我身下忘情呼喊的时候,你又在哪儿?

两年过去了,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孱弱。也许比起我,那些黑衣服的教友更加爱他,即使这种爱只有短短的一小时。我一直都学不会怎么去爱别人,而是蹩脚地用怜悯、嫉妒和憎恨充当爱的替代品。现在我已经年近四十,我太老了,恐怕也学不会真正的爱了。

也许,天主,你是对的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我对墓碑说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?”辛慕尔问。

可我听到的是他在说话。十七岁的声音,介乎少年和男人之间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,卡妙?”这是他的声音。它从回忆的深处传来,又模糊又辽远,像一阵风。说不定那就是风声。

我揉了揉眼睛,在一瞬间的模糊中,我看到了他。他得意地笑着,拿着一罐可乐,准备递给我。

“嗨!”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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