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u can’t go home again(下)

我们抵达拉斯维加斯时天色已晚。我把车开进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时,握紧了方向盘,免得那些红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光芒搅扰我的视线。辛慕尔又在副驾驶座上抱怨起来,说这座城市会断送她的大作。她个头不大,但是野心不小——她梦想着有一天写成一本信息化时代的《尤利西斯》,后来这个目标降低成《到灯塔去》,可至今只字未动。她得见天日的文字大多发表在报纸最后两版的专栏上,每交掉一篇稿子,她总要恶狠狠地灌下一口威士忌,她的眼神仿佛在说“每个文豪成名前都该有那么一段小报专栏作者的经历”。

那眼神有些类似于她的哥哥,一个我们共同尝试去忘却的人。他的不辞而别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蛀空的洞,可我们闭口不提这段往事,这就像躯体自我修复的机能,只要不不去刻意惊扰那片记忆,新的细胞就会将伤疤填补起来。他离开后一切颇算顺利,我的意思是,再没有什么讨债的家伙在家门口徘徊了。我们俩靠我的博士奖学金维持生活,也靠她挣一些为数不多、可以忽略不计的稿酬。也就在那时,她学会了自卑,以及因为自卑而披挂起来的强硬姿态,如同她哥哥一样。

我心思不算敏感,不是写作的料。对她的热望和相伴而来的痛苦,我同样无法感同身受。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她提供写作的条件:一间她自己的房间——她说这是伍尔夫的要求,而不是她的——对着一面照不到阳光的墙,让树遮挡着;一台旧式打字机,还有一支“万宝龙”钢笔,当她没有灵感的时候,她就从这套写作工具换成另一套;她所需要的“Diptyque”熏香,她觉得这对她的写作有益。

她把我的顺从当成了作为丈夫的一项义务,当她知道我找了一个M大学的教职时,她当着我的面,把修眉刀抵在自己的手腕上。我认得那把修眉刀,它和我的刮胡刀搁在一起,曾经在某天早上让我的手指鲜血直流。她说:“我本以为你没有这么……这么俗不可耐。”

她说得不是没有道理。在拉斯维加斯怎么找得到一面被树遮挡的墙呢?连合作导师都惊讶于我的决定——他多次找我谈话,让我不要被“肮脏的利益”所诱惑,后来他甚至在我面前哭起来,我从未见到他如此脆弱、无助的神情。他已经老了,倘若失去我,他很难再有机会发Nature、Science或是PRL。我不知道身边人对我的错误看法从何而来——年轻有为,不问世事,因为潜心科研而缺乏对欲望和金钱的概念。事实上,我一直庸俗得超乎他们想象:当被问起我离开课题组、选择M大学的原因时,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,钱。渐渐地,哪怕只有一个字,我也懒得再说,因为他们从不相信。

我把方向盘打向右侧,那些扰人耳目的招牌和喧闹声遽然间消失了。我们前方出现了一片棕榈林,它们的墨绿色的枝叶刺进天空,把白晃晃的太阳挑在叶尖上,哗哗作响的人造瀑布声钻入耳中来。一扇不起眼的铁门藏在棕榈林深处,我摇下车窗,向岗亭递上一张卡,卡片上印着一组长矛和旗帜相互交叉的图案,那是M大学的校徽。铁门缓缓地开启了,就像是一座古堡,矜持、沉默地迎接着它的来宾。一阵宜人的风吹进车窗里,我摘下墨镜,端详着点缀在大理石池塘边的几座红屋顶的别墅——我们的新家,就是其中的一座。

辛慕尔一言不发,当我们踏入新家时,她把我拽倒在沙发上,用力吻我。“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居然成了个公主。”她捂着脸,边哭边笑。

我也笑了。我把双臂摊在沙发靠背上,辛慕尔的脑袋枕着我的左手手臂,她一头卷发,毛茸茸的,看起来像是某种宠物,而我是饲养她的主人。都说没人能够抵挡物质的诱惑,连她也不例外。门厅吊着一盏硕大的水晶吊灯,让阳光一照,像几百只五颜六色的眼睛,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可我在想别的,想我们的将来——三篇PRL和一篇Nature真的值这么多钱吗?这种幸福是不是来的太过顺利,如果它能被称之为“幸福”的话?我心头泛起一种奇怪的、内疚一样的预感,仿佛我要对一件还不知道的事情负起责任似的。

我深深吸了口气,拍了拍她的肩膀。“这地方够你写一本《到灯塔去》吗?”我问。

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。“写一本《战争与和平》都够了。”

“那就趁现在好好把握吧,”我说,“要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什么?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你可真是奇怪。”她说。

我也觉得奇怪——一种古怪的、不祥的阴影占据了我的大脑。不过我没有让这种讨厌的情绪停留太久,因为辛慕尔正抬头瞧着我,她的眼睛轻盈而明亮,如同一只小鸟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一次把那张用来读诗、品茶、沾着文学气味的嘴唇凑过来,心安理得地抵在我的嘴唇上。

她的忠实让我畏惧。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出我的爱是虚假的:她那双作家的眼睛观察一向精确。这些年来我始终学不会去爱什么人,连我的妻子也不例外。我对她的感情更像是一种怜悯或责任感——当我用手臂搂着她的时候,仿佛不是我在触摸她,而是代替一个她失去的人去给予她爱。我能做的就是努力使她幸福。而我真正地、唯一地爱过的那个人的形象,已经被我在记忆中放入铁匣,上了锁。我任凭它在回忆里越沉越深,我告诉自己,这种爱是错的。他已经不存在了,我不能爱一个不存在的人,如同无法去爱一个被证伪的理论或一个灭绝的物种似的。可是这时我还不知道,就在两个星期后,这种沉底的感情依旧会浮泛上来,它的利角曾经给我留下一条伤疤,就像是凯迪拉克在雨中飞驰而过时留下的一条苍白水迹那样。

2

我撕开邀请函的信封,抽出挺括的信纸,M大学的校徽又一次出现在上面。事实上,它不仅是个校徽,更是一种强大势力的标志,有时候它闪闪发光地出现在豪华酒店的标牌上,有时候出现在商业银行门口的红地毯上,有时出现在药剂师制服的胸口上。它冷酷无情、无处不在,仿佛一只看不见的巨兽把无数触角布满整个拉斯维加斯。这封邀请函在我手里有些发抖,仿佛我捏着的不是一张薄薄的纸片,而是一块十分沉重的铁。辛慕尔把邀请函夺过去看了一眼,痛苦地嗫嚅一声,从客厅这头踱到那头。

“你的操蛋选择果然断送了我们,”她停下脚步,冷冷一笑,“现在我们落进了阿尔·卡彭的地盘里,成了乞丐和奴仆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,闭上眼睛。我在思考该怎么在一条不归路上保护她。可再次睁开眼睛时,我看到的是门厅里螺旋而上的大理石楼梯、鳄鱼皮沙发、水晶吊灯,还有窗外的意大利园林。我甚至打算最近换一辆新车——与这套别墅相比,我们从加州开来的那辆福特显得颇为寒酸。除此之外,再没有什么客观条件让辛慕尔分心了,这几天她开始动笔写她的小说,写得很快。昨天晚上,我听到她身上的丝绸睡衣和床单相互摩擦发出的阵阵微响,我听到她在睡梦中轻声笑起来,看到她抬起一条手臂,在半空中摸索着,夜灯给她的胳膊镶上一层暗金色的边。财富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钟楼,我们拾级而上,名誉、金钱、更多的名誉就漂浮在眼前不到一臂的距离,抬一抬胳膊便唾手可得。

这都是我在这条不归路上为她采摘到的果实。她痛恨这片土地,却又本能地被土地中长出的果实吸引,在她接受这一切之前,她就成了它的子民。

“街角有一家裁缝店,”我说,“一会儿我们去那里定做两套礼服。”

“你疯了,你真的要让我们从今以后受他们的摆布?”

我阴郁地默不作声。我大概脸色很差:我的脸一阵冰冷,血液从脸上流到了身体里别的地方。如果我真的吃了一颗子弹,会不会就是现在的样子?在脑内那幅可怕的景象发展成葬礼之前,我强迫自己想别的——想两周后的晚宴,想晚宴上我和辛慕尔应当站在角落里,才不会惹人注目。

“没什么可怕的。”过了一会,我平静地说,“无论如何,你还有我。”

晚礼服让辛慕尔的动作有些紧张。她的衣柜里从来都是宽松的套头衫、运动服、睡衣,那件酒红色的礼服裙挂进衣柜的样子,就像一个降临在庶民村落里的女王。她盘起头发、穿上礼服的时候,对我露出一个锐利的微笑。有一瞬间,我好像忽然在她脸上看到了一个红头发少年的样子,他狡黠地把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从脸上拿开,露出一双争强好胜的笑眼。我眨眨眼,他的面孔从她脸上消失了。窗外太阳正在下落,她礼服上的珠子反射着暗淡的光,掩在雪纺绸下面。

晚宴的确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:我在宴会上认识了三个美国物理学会会士,其中一个是国家科学院院士。他们客套地赞赏了我的研究内容,承诺在下期PRL的评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,仿佛是神殿上站着的三位贤者那样,带着慈悲而敷衍的神情递给我一条橄榄枝。香槟在我们手中的高脚杯里摇摇晃晃,甜点、火鸡和鱼子酱端上端下,餐桌上的食物没有一刻不是崭新的。我有一种错觉,好似这个宴会厅是一扇橱窗,我就是陈列在其中的商品——店主拿着我的论文和我余下的人生四处兜售,到处都是金钱,到处都是贪婪、卑俗的欲望,就连学术界也是如此;我已经让这个学术体系驯服成一匹乖巧的驽马,竟然把落下来的鞭子当成世界的真相。幸运的是,在生命的前三十五年里,我尚且不知道手拿鞭子的人是谁。人类这个伟大的词曾经诱惑着我,使我妄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贡献给这种信仰,那时我还没有发现,“人类”这个名词的全部价值仅仅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。

辛慕尔则在不远处紧张兮兮地站着,不时地往人群中望一望。她隔几分钟就去拿一些三明治和吐司卷之类的小玩意儿,用两个手指捏着它们嗅一嗅,仿佛担心里面有大麻似的。有几位光鲜亮丽的太太与她寒暄了一番,但没有多交流。也许她们一眼就看出辛慕尔与她们不是一种人——她永远都是个小女孩,被美艳而成熟的衣服包裹着的小女孩,和她还穿着棉布裙子偷偷亲吻我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我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范围——在临行时我就和她约定,当她一旦感到不安的时候,她必须走到我身边来,紧挽我的手。我有责任保护她不收任何伤害。

这时宴会厅里响起一阵欢呼声和口哨声。四个高挑迷人、穿着清凉的美女在舞台上扭动身躯,四双长腿大开大合,灯光变幻不定,如同海潮一般把她们推来推去。她们朝人群抛出一把把轮盘赌、骰子和百家乐的优惠券,五彩缤纷的纸片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,人们一哄而上,连那些学界名流和商业大亨都不例外。我们站得远远的,辛慕尔疲惫地靠在我身上,她没有喷香水,我只能闻到她嘴里的甜品的味道。“这只是埃克什尼尔先生送给各位贵宾的一份见面礼……”我听到主持人的声音就像隔着一层海水传进我耳中,“作为M集团新任董事长,埃克什尼尔先生盼望大家的关照和指点……”

“请这个狗屁埃克什尼尔先生早点结束吧,”辛慕尔懒懒地说,“我想回家休息。”

她突然一个激灵,回过头去。一位赌区经理就站在我们身后,温和地看着我们。

“太太,”赌区经理说,“如果您想休息,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免费的高级套房。您若是觉得一晚不够,我们可以延长到三晚。埃克什尼尔先生一向慷慨大方,最好不要用‘狗屁’来形容埃克什尼尔先生。”他把一摞卡片塞进我手里,我感到他的手像石头一样冰凉。“停车费不便宜,但这些代金券应该够了。”他的凉冰冰的手掌又拍了我几下,“这还是埃克什尼尔先生的礼物。”

我刚想朝赌区经理说些什么,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像是其他赌桌还需要他帮忙似的。于是我朝舞台上望去,试图在五光十色的喧哗的海洋中找到那位埃克什尼尔先生的踪影——他也许是个老人,也许是个满身伤疤的男子汉,也许一副典型的政客精英形象,哪个男人都可能是他,但哪个男人都不太像。也许他根本不在他们中间,而是在忙别的——是忙着进行肮脏、堕落的权力交易吗?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:这将是个不平凡的夜晚。那时,我从未想到他可能是那个快要消失在我们记忆中的人。

我宁愿相信那天晚上的数字67是个巧合,而不是他特意的安排。当然,究竟那是不是巧合,现在回想起来都毫无意义——说不定真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捏着我们的领子,把我们刻意安排在令人饱受折磨的地方。我过去的那些时日把我制造成这个样子:离群寡居,一副沉思的姿态,人头攒动的宴会厅叫我不舒适。我的耳朵听不惯嘈杂的声音,或许只有教授上课点名的声音才能让我为之一振。因此,当我听到主持人在台上高声念出“67”这个数字时,我才如梦初醒,把汗湿的号牌举到眼前,皱皱巴巴的卡纸上,印着烫金的“67”。

“恭喜67号获得埃克什尼尔先生馈赠的宾利一辆,那么,让我们有请这位幸运的67号贵宾上台!”

我牵着辛慕尔,一路从无数艳羡的目光中穿行而过,登上舞台,舞女身上的香水味向我袭来,我几乎无法呼吸。台下的眼睛齐刷刷地盯在我身上,有几双眼睛甚至带着愤恨,在这片充斥着赌棍和流氓的国土上,我的好运就像病菌一样不受欢迎。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我,他期待我说些什么,但我沉默,我无话可说。

“67号贵宾可能是太过兴奋了,”主持人有些尴尬,他干笑了两下,“那就请这位贵宾先介绍一下自己,好吗?”

“卡妙,M大学助理教授。”我指了指辛慕尔。“这是我老婆。”

“卡妙先生——不——卡妙博士,您和太太之前是否在,呃,与这里类似的地方消遣过?”

“没有。”我简短地说。这句话让我成了整个宴会厅的笑柄——这天晚上,临睡前,我才从辛慕尔那里了解到,那个被主持人强调的“Dr.”头衔不是尊重,而是一种讥讽。这话当然有些马后炮的意味,但参加这场晚宴已经耗尽了她几乎所有的勇气。与她相比,我仿佛是一个迟钝的晴雨盒,当她早就感受到风暴来临时,我的指针仍旧停留在“晴朗”上。“不过个奖还挺有灵性,它知道我们缺一台好车。”辛慕尔说,她这会儿已经躺在M酒店的浴缸里,把入浴剂倒入水中。入浴剂把一整缸水染成亮蓝色,她的躯体看起来就像是廉价蛋糕上的奶油装饰。在加州时,她连浴盐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无师自通的?我刚刚洗过脸,望着镜子,我看到水滴从我的刘海上落下去,一滴,一滴,一滴。我想起宴会厅里人们嘲笑我的那个词——土老帽。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——那些论文,那些给她买的打字机、钢笔和瓶瓶罐罐——好像一下子都成了一堆破烂。让妻子一起跟着丢脸的丈夫当然不是个好丈夫。

“土老帽!”他们是这样对我喊的,“滚回乡下研究他妈的苹果落地去吧!”有人把酒泼过来,几滴酒液溅在我的皮鞋上,没过一会儿,就变成了粘乎乎的酒渍。主持人说:“别急,别急,我们先让卡妙博士说说,面对这个意外惊喜有什么感想?”他把话筒再次举到我嘴边,但没有看我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的眼神里满载着讽刺。我当时的回答只有两个字,“谢谢。”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。

“‘谢谢’……”那位埃克什尼尔先生坐在我们对面,来回品咂着这个词,突然笑起来。“可真有你的。”他跷着二郎腿,裤管下露出一截小腿皮肤。他还是十八年前那副形象,就仿佛从来没有变老似的:明亮的眼睛、稍稍翘起的鼻子和上面淡淡的雀斑,一头红发盖住脖子,一看就和辛慕尔是一家人。不过他个头长高了,如果他站起来,应该跟我差不多,或更高一些。我一再努力地把“埃克什尼尔先生”这个名字套在他身上,可这很难,尽管这是事实。

“别抽烟了,”辛慕尔说,“全国每年因为抽烟要死几千人,我不想让你也成为其中一个。”

他稍稍起身把手中抽到一半的香烟灭掉。“好,谢谢妹妹大人关心,”他笑着说,“不过还是理解一下吧——我有个朋友是做烟草生意的,平时总要帮衬帮衬。我们这行压力不小,不抽点什么就很难熬,有个同行的确什么都不抽,但他吃巧克力。他的体重大概有三百磅,哦,现在可能有三百五十磅。”

辛慕尔半是好笑半是嫌弃地靠在椅背上,扭头眺望窗外的夜景。这是M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,他包下了场子,除了我们三个之外没有一个食客。窗户外面,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好像坠落的星星一样缓缓游弋,赌场和露天音乐会的喧哗声被双层玻璃挡在外面,餐厅里只有一位钢琴师弹奏的声音。莫扎特的奏鸣曲流进我的耳朵,让我不停下沉,像是远离海岸,沉入深水区。我感到一种溺水似的痛苦——有一瞬间我几乎哭出声来,但是眼泪被憋在鼻腔里,如同无法在水下发声一样。这场重逢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回忆,我眼前出现一场暴雨,出现一辆在大雨滂沱中载着他离开的豪车。一切都是在这场雨之后,在他从我们的人生里消失后开始。那些之前发生的事,正在慢慢从回忆里浮出来,在我眼前闪现:一条柏油马路,一栋房屋和屋顶的平台,还有梯子,以及一本开了线的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,“图44-9 绝对热力学温度”的油墨痕迹曾经拓印在他泪迹斑斑的脸上。

女侍者走过来,端上三杯红艳艳的餐前酒。“喝,”他说,“从托斯卡纳直接运来的Chianti。这是酒厂最好的一批,特供M酒店的产品。”

我端起杯子,抿了一口,放回桌上。

“怎么样?”他问。

“葡萄酒而已,”我说,“我味蕾粗糙,尝不出好在哪儿。”

他又一次笑起来。他的笑声里仿佛有一种炫耀的意味,似乎是为了补偿儿时那些不太富裕的日子,以及消隐在我们生命中的十八年。“没有人天生就长着好味蕾,得靠生活来锻炼。”

“看来你的生活过的不错啊。”辛慕尔的目光仍然流连在窗外夜景上。她的语气中有一丝淡淡的鄙夷,当然,仗着他是她哥哥,她才敢这样放肆。现在她明白在这个危险的赌城里没什么可以伤害到她:她是个公主,是一位年轻暴君的掌上明珠。他与她才是一家人,而我是闯进他们王国的不速之客,把这个国度搅扰得一团糟。他们对此并无怨恨,我却陷入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中,就像是主动走进一片荆棘、登上一座孤岛,再也无法脱身。

“是啊,我过得还可以,”他平淡地说,“总归比之前强一些。”他掂着酒杯,酒液在杯里晃来晃去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日子,还是他消失之后的那段时日。我没有多问,大概他也不想说。“你们呢?”他问。

“还可以,”辛慕尔拖长调回答,她重复了一遍他用过的词儿。“但没你那么好。”

“你胖了,”他看着她说,“但胖得好看。比小时候漂亮多了。你小时候瘦巴巴的,我觉得稍微一用力就能把你的手腕撅断。”

她三十一岁。他三十五岁,跟我一样大。她变得丰腴白皙、光彩照人,他却更高更瘦,像是在无形中把他的生命给她分了一半。我很难再把他和她的身影重叠起来——干吗要重叠呢?难道她一个人对我而言还不够,非要一遍遍在记忆里唤起他的面貌,一遍遍加深我的痛苦吗?可我就是忍不住去回忆那令我痛苦的一切——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,我占有了他。我在他身上蠕动的样子想必极为可笑,就像是徒劳地在一片永久冻土里寻找发芽的种子。

他又把目光转向我,盼着我说些什么。“我们都很想你,”我开口说,“尤其是辛慕尔。”我不知道如何回应,把话题又转回到她身上。

“可她跟你在一起不也很幸福吗。”他说。

“这不一样,”她反驳,“爱情和亲情不一样。”

我看到他的笑容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。“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?”他问。

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。”她说。

“嚯,够着急的,”他说,“谁主动提出来的?”

“我,”我几乎和她同时回答,她比我晚了半秒。她的声音稍稍有些犹豫——那个回答说不上是真话还是谎言。我们三个人都心知肚明,是她先对我动的心。她那时还穿着棉布裙子,脸上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你可以轻易地看出她生活中母亲的缺位:没人教她如何照顾一个身为女性的自己。她是在一片莽莽荒野上长起来的小树,凭着本能汲取着生命中所需的那一滴养分——爱,安全,或是其他。你无法拒绝她那种纯真和沧桑混合在一起的神情,于是,当你揽她入怀的时候,你会怜悯她,保护她,唯独不是与她相爱。

尽管一母同胎,他和她却是全然不同的两种人。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危险、诱人的气息,当他高高地爬到屋顶上的时候,太阳把他那头孱弱、柔软的红发染成灼目的金色,而那是辛慕尔身上从不会出现的一种颜色。我必须承认,如果不是他,我也许不会知道那屋顶是可以攀爬的,不会知道两次穿过赤道的河是刚果河,不会知道鲨鱼没有鱼鳔,不会知道在中国神话里Fu-Si和Nyu-Wah是兄妹也是爱人。是他让我未来的轨道逐渐成形,他把Caltech指给我看,我才朝着那个方向一路奔去;某种程度上,我是代替他跨进Caltech门槛的——假如他和我的简历一起被塞进我导师的手里,落选的绝不会是他。这一切都是悲哀的假如:他从我身边不辞而别的时候,他的人生还没有走到需要写简历的那一步。可如今,他也用不着准备什么简历。他是M大酒店年轻有为的老板,赚的钱相当于几万个我导师的总和。

“有为谈不上,”他笑着说,“年轻倒是真的。我是历届M酒店头儿里最年轻的一个,这有好处,也有坏处。”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,“好处就是,我很有吸引力——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一个小伙子,不是老家伙。坏处之一是难以服众,这倒不是什么致命的缺点,我的信条是以德服人。”

辛慕尔低低地嗤笑了一声,也许她在笑“德”这个词。

“没错,我不算好人,”他没有生气,“可我问心无愧。我对任何一个人都慷慨仁慈,而他们也应当懂得感恩。”

他带着一丝狠劲,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。我默默无言地盯着烟灰缸,那堆烟灰就像是他焚烧往事后留下的余烬。他的话刺痛了我。我不仅不懂得感恩,而且一直在肆无忌惮地伤害着他。我占有了他,占有了他爱的人,占有了他的未来——除了金钱之外的所有一切。

“别误会,”他说,“我不是要你们报答我的意思。我只是……”

“怎么了?”我说。

“没事。来吃,吃牛排,”他说,“再不吃就凉了。”

“你们吃吧,我不吃了。”辛慕尔窝在椅子上,双臂环住膝盖。她把头扭到一边去,故意不去看他,好像是在害怕他身上的狡诈、狠毒和虚荣像病菌似的染到她身上。

“吃点吧,”他说,“最好的和牛。”

“我没胃口。”

“辛慕尔,吃点吧。”他开始哀求。她不为所动,仍然凝视着窗外,那些车灯在黑色的海洋里游弋,闪烁在他统治的领土上。她的面前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:从来都是别人有求于埃克什尼尔先生,而不是反过来。“这些年,我一直想办法给你弄钱,”他说,“可你不是那种俗人,我知道。我们小时候的日子不好过,所以我想尽力补偿你一点儿。”

“补偿?”她尖声笑了一下,“我从小就讨厌赌钱的人,现在也是。我早就知道了,是老虎机吃了爸爸,我本以为你不会重走他的老路。你跟他一样,都是凭空消失的,不同的是,他的消失有预兆,而你没有。”

“这不一样。”他说。他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——我猜他本来要对她讲讲这些日子都做了些什么,认识哪些人——他想说的事情那么多,可她应该都不大爱听。“上一年,我去教堂忏悔过,”他继续说,“还领了圣体,跟一群意大利佬一块。我在教堂里呆了一整天,脑子里想的不是耶稣基督,而是你的样子。我那时突然觉得不可思议,好像一切都是虚假的,错位的。像我这样一个又坏又俗的人怎么能拥有你这样一个美丽、干净的妹妹呢?可我不能把这一切对任何人说——我不能让他们抓住这个唯一的弱点。一个红头发爱尔兰人在全是意大利佬的世界里混下去,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”

他扬起脸,深深地吸入一口气。他似乎一下子变老了:两道沟壑出现在他的眼睛下面,那具年轻的躯壳好像已经疲倦了,掩藏不住衰老的灵魂了。他的手腕撑在大理石餐桌上,指甲不停地敲打着桌面,叩着,叩着,叩着。

3

我去找他,看到他坐在豪华套房的凉台上,背对着我。他手中的烟头闪烁着淡淡的黄色的光点,很长很细的烟雾一直飘到窗外。他听到我来,却没有回头。“叙旧的话已经在晚餐的时候说完了,”他说,“我现在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我有。”我直截了当地说。

他转过身来,像个陌生人似的望着我。他身上的浴袍让他显得更瘦削了:我甚至觉得自己能看到他的心脏在他薄薄的胸膛里,在两片让烟草熏黑的肺之间跳动的样子。那一瞬间我想说许多话,我三十多年来亏欠他的许多话,自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开始。譬如,我曾经为儿时亦步亦趋地崇拜他而后悔,他凭什么得意洋洋地俯瞰我,就因为他比我多读了几本百科全书吗?小时候我一度相信过他能飞到天上,可现在呢?他该发现自己不是彼得潘了。又譬如是嫉妒:我怨恨他身上那可怕而讨厌的天赋。如果迈进Caltech的是他而不是我(这个假设像幽灵一样总是蒙在我的脑子里),说不定他在这个年龄已经入选了美国物理学会会士,他的天分尖锐、明亮得会割伤他周围的所有人……痛苦的思绪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脑子里来,我的目光停在他含着的香烟上,仿佛那是一条结痂的伤疤。又或许是思念?是关心?我真想把他的香烟夺下来,碾几脚,他难道不明白他一天又一天地吸进多少致癌物?……这些话语没完没了地在我胸膛里翻滚,汇成一条浑浊的、灰色的河流。对他的爱曾经令我备受熬煎,可如今,从这条泥流中能够拾拣出爱吗?

“我刚拿到一笔科研经费。”我脱口而出的话却是愚蠢的专有名词。“M大学要筹建超冷原子分子实验室,我是PI。你知道吗?这——这很滑稽。我很难相信那纸批复会来得这么快。在一片沙漠里追逐什么绝对零度……”

我靠在门上,无精打采地笑起来。我很少笑,这笑容想必不大好看。上次笑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,在晚上,同样是靠在实验室关着的门后面——那天我一下子招到两个博士后,一个好奇心强些、脸皮厚些,另一个是白人亚裔混血,带着俄国口音,说一句话就停顿一阵子,好像在怜惜那片让白雪覆盖的黑湿湿的田野。他们一样年轻,一样英俊,就连个头也不会相差超过一厘米。他俩也是从小认识的,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是他俩从未分离,并且似乎从没想过要分开。他们的手有时牵在一块儿,隐蔽而熟练。我把工位指给他们看,又指给他们一间光秃秃的房间,我说那以后就是我们的实验室。他们盯着我,仿佛想从我这里继承什么,又背叛什么,一如伽利略背叛亚里士多德那样。我始终板着脸,害怕笑容会带走我的威信。那天结束时,那个胆子更大的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老板,你一脸这么严肃的样子,是害了思乡病吗?”

当时我什么都没回答,但这句话给我一种烧灼感。现在回忆起来,也许是他的影子在我心上一划,在我试图去捕捉它的时候,它就坍缩了。我同他们一起吃过午饭、晚饭,他们聊自己的博士论文,对M大学和他们毕业的那所学校加以对比,就像两个中学生不经意间让别人为自己的苍老而惭愧一样。

“老板,”吃饭间,他们试探性地问我,“我们是一对儿,你介意吗?”

“不,”我回答说。

他们脸上扬起了笑容,直到吃完饭离开时,那笑容都没有消失。我望着他们走出餐厅,走出校门,直到他们的身影凝聚成两个小点,隐没在棕榈树林里,仿佛是我生命里的十八年就那样消失了,让我浪费掉了。我独自一个人走回实验室,或者那间称之为实验室的空房(就连空房都一尘不染,M大学的清洁工每天都把地砖擦得亮闪闪的)。我关上门,咬着嘴唇笑起来,笑声越来越高,在空空如也的房间里荡起回音。我感到自己像个打了败仗的军官,在撤军的路上,居然诱惑到两个年轻勇猛的战士,让他们随我一起在沙漠里寻找海市蜃楼。

“海市蜃楼,这儿对我来说就是这种地方——我以前做梦也没想过。”我对他说,一种绝望和希望的混杂感觉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现在我摸到它了:那块名叫爱的石头终于在泥流中露出尖角了。“可现在我不仅登上这座海市蜃楼,还在塔尖上遇到了你。我爱你。我很高兴你过得还不错。我……”我仰起脑袋,试图让眼泪不掉下来。我说不下去了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,突然间嗤笑了一下。“你真是荒唐,要不然就是酒喝多了。”他说。“你,一个教授,一个已婚的男人,凌晨两点跑到我房间来,就他妈为了说这些。”

我走到凉台上,撑着栏杆,一派赌城夜景在我眼前展开,那些楼房上都镶着橘黄色的灯带,好像是谁把金色渔网小心翼翼地覆盖在上面似的。我的思绪不知不觉滑到辛慕尔身上:她会让她笔下的主人公在这里上演什么故事?不,她的故事不会属于这里。我把她带到维加斯也许是个错误,她还年轻,哪怕到了七十岁,她还是个年轻姑娘。她的主人公只要在杜鹃花丛里喝茶就行了,这个庸俗、邪恶的大千世界从来都不会张开双臂拥抱她。

“苏鲁特,埃克什尼尔先生,苏鲁特,埃克什尼尔先生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真的染上一点醉意。也许是这儿的Chianti太烈了,可这也是他邀请我们来喝的。“你比我聪明那么多,你应该更明白毫无希望的爱是什么感觉——我是个糟糕的丈夫,这么多年来,我都无法把你从我的脑子里去掉。有一次,我去书房找一本论文集,辛慕尔坐在书桌前写东西,见我进来,她抬头看了我一下,有那么一秒钟,我好像从她的脸上看见你的脸了。”

“你该跟她生个孩子,分散一下注意力,”他弹了弹烟灰,“免得一天到晚出现这些幻觉。我还能沾沾光,做孩子的舅舅。”

“我不是没考虑过。但我考虑得更多的是要是哪天能和你重逢——就像这样——我希望还给你一个没有被怀孕和分娩摧残过的辛慕尔。一旦她生了孩子,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,她会变成那种……婴儿的附庸。至少有一年,她人生的百分之九十五都会消耗在那堆粉红色的嫩肉上。她不会想变成这样,我也不想让你看到她变成这样。”

“你以为你这样做,我就会感激你,对吗?”

“我不是要让你感激我。”

他友善地笑了一下,脸上头一回露出了叙旧该有的表情。“坐下吧,站着挺累的。”

我坐在他对面。尽管他松开了我们之间紧绷的弦,但我一时无话。

“我有一个孩子,”他开口说,“我没见过他,也没跟谁提过。他妈妈倒是每周写信来,说他胖了,瘦了,高了之类。要是他见到你,该叫你姑父。”

“他多大了?”

“不知道,大概五六岁。”

“你该见见他,毕竟他以后要继承你这么多遗产。”

“你也这么盼着我死吗?”他说。

我突然明白了他何以坐到这个位置上,为什么人人都怕他。他的喜怒无常、虚伪冷漠很难让他得到信任,因为他从来不信任别人。这是一条容错率几乎为零的道路:这座流光溢彩的城市里隐藏了多少憎恨他的人?小时候我不小心打碎一口糖罐,成千上万只蚂蚁从破碎的罐口爬出来,汇成一条黑色的小河。一条令人作呕的小河。

“别紧张,我开个玩笑,”他又笑了,“我的遗产要给也是给辛慕尔,还有你。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留给那孩子。”

他不愿意更多地谈及他的妻儿,寥寥几句的言谈中流露出一股冰冷,仿佛他们是他的仇人。我想他也许会晚景凄凉,如果他能活到那么老的话;他的儿女晚辈大概会恨他,这种利益相关的仇恨甚至可能延续好几代,刻在赌城的历史中,成为无数小说和电影的原型。而我们,默默无闻,却卷入了这个大人物的生命中,是他一生中保守的秘密,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,却让人难以理解、难以接受。我们。我们。我们。我反复地、无声地念叨着这个词。 这是个有歧义的代词——既可以代表我和他,也可以代表我和辛慕尔,还可以指代我们三个,可是他的形象却不知什么时候从“我们”中悄悄消失了。

他是主动从我们身边出走的,而此时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已经太大了,大到多少个玩笑都无法弥合了。他瞥了一眼窗外,那些金黄色的灯带改换了色彩,我分辨不清它们是耀眼的蓝色还是暗淡的白色。连这座城市也在庆祝我们凄凉的重逢吗?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跟这里一样,又荒凉又灿烂,我恍惚间觉得这座城市也是座巨大无朋的蚁穴,无数个婊子像蚂蚁一样在洞穴里如痴如狂地蠕动,我不知道她们在狂喜中会不会想起自己的故乡,也许不会,多愁善感的人不适合这儿。

他不是那种信任婚姻的人。我早该知道他儿子的母亲不是他妻子,也是蚁群中的一个。他玩弄了她,抛弃了她。我甚至猜想他早就谋划了这场始乱终弃——遑论他这种聪明至极的人,哪怕是一个庸人,一头蠢猪笨牛——只要被什么人爱过,他就不会不带着同情的目光来审视那段过往。我一直不愿意回想起他当初那张幼稚而感情丰沛的面孔,我受不了那些回忆。难道从这个残忍无情的男人身上,真的能挤出记忆中的那一滴天真和良善来吗?

“你那是什么表情?”他说,“倒好像我欠了你钱似的。”

“如果我欠了你的钱,我该很庆幸。这样,你就能把我打死了,我就看不到现在的你了。”

“我从没请你来,也没让你来跟我说这些屁话。我请的是我妹妹,你能进来只因为你是她丈夫,仅此而已。我们庙小,容不下你这个天天发Nature的大佛。”

“没请我,哈哈,没请我。真有你的。”我愤怒起来,一阵突如其来的歇斯底里袭击了我。“那封邀请函还在我手上。M字徽标,花纹精致得要命。不认得你的人还以为你是个什么贵族领主,结果我看到的是个穿着锦袍的——”

“人渣,对吧?”他毫不避讳地接下我的话,尽管我还没想好该用哪个词。“你是个大教授,大PI。你有大项目要做,探索物理极限,绝对零度。大教授可不能让自己的交际圈给什么人渣玷污了,对不对?”他的语调中充满着讽刺——这是属于孩子的那种嫉妒和尖刻,他的脸上也出现了恶毒的、孩子似的皱纹,破坏了他的英俊。恍惚间我觉得我们俩都没长大,还是十七岁,而他提早打扮成大人的样子,为的只是气气我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。“我不是大教授。”

他坐在圈椅上阴郁地仰视着我,突然咧开嘴一笑。“我差点忘了,你任教的那座大学也是我捐赠的。你是个强盗,抢走了我所有东西,所有的。”他这种语调好像正在把他从我面前推开,推到我永远也迈不到的地方去,大概是地狱。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动,可是我忘记了他究竟有没有发出声音。“是你塑造了今天的我……是你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不该担起一点儿责任吗?”也许他在说这个。

4

我知道你们想听故事:一个赌界大亨是怎样同他的那些秘密情人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。我恰巧是这件故事的亲历者,可很长时间我却找不到可以分享的人。甚至有一个上午,一个妄念涌上我的心头,让我觉得自己并不存在;仿佛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随着他一同消失了,余下的我不过是一层被稀释的意识,从办公室的窗户透过去,附着在窗外的树叶中,和旁边的一缕蛛丝并无本质区别。

这种缺位感在艾萨克——那个健谈的、精力旺盛的博士后——哼起一部知名黑帮片的插曲时更明显了。那段旋律(是一种让人心碎的乐器演奏的,也许是大提琴)的音阶慢悠悠地升上去,悬在半空中,本该绝望地挣扎一会儿戛然而止,可让他一唱,变得有些滑稽,这让我心情很坏。

“闭嘴,”我说,“把本科生的随堂测验改完。”

艾萨克耸了耸肩。“早改完了,这帮学生笨得要命,”他把口香糖从一侧口腔换到另一侧,“就算让他们去赌场数牌,也是垫底的那一批。你去过M酒店的赌场吗?那里的陪赌女郎才带劲儿。我宁愿给她们上物理课……”

我把头扭到另一边去,躲避艾萨克的视线。“我结婚了,”我板着脸说,“从来没想过不忠于我妻子。”在这个短短的回答里我一口气撒了两个谎。每当我在撒谎、或是极力掩饰什么的时候,我脸部的肌肉会下意识地紧绷起来,久而久之,我在学生眼中的形象已演变成一副呆板、严肃、让人害怕的样子。他们毕恭毕敬的神情就像衣服里的大头针那样时不时地刺痛我:原来谎言已经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

“不过还真是可惜,你明明有个机会的。”艾萨克从我背后把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,“早上我在信箱里发现一封给你的信,寄信地址是M酒店。是邀请函吧?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压低了声音,“好好享受,据说那边不光有陪赌女郎,还有一批男陪赌,帅得很。”

我尽力让自己面无表情,掩饰我的惶惑——一个巧合都能让我如此害怕:难道别人真的能看出来我喜欢过男人?我回到工位上,深吸一口气,剪开了信封。

遗嘱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他还真给我留了封遗嘱。他在什么时候就开始谋划身后事了,三十多岁?当我刚刚把简历寄到M大学物理系的时候,与我同岁的他早就成了校董会的主席。

不知怎的,我有些疲倦。我合上双眼,我的眼前又一次出现那片雨。雨点落在水泥屋顶上,一本陈旧的厚书和一张棋盘泡在积水里,潮湿的木头臭味钻进我的鼻腔。我浑身湿透,沿着梯子爬回我的家。我好像看到他跪在地上,脚边是散落的粉色信纸,他的眼泪落下去,滴在信纸上面。我听到他又哭又笑地对我喊出一句话,”我输给你了,输得彻彻底底。“可事实上,我没有沿着梯子爬回去,回到他身边。我走错了方向——沿着相反的方向逃进了雨里。就这样,他就像只消隐在天际的鸟儿,从我的生活中遽然消失,一去十八年。

这十八年来,反而是他赢了。我似乎觉得,在这些岁月里,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默默较量着。我始终没有放弃希望——在漫长、孤独而沉寂的人生里,我相信他还会回来,以一副骄傲的姿态回到我身边。而我的预感没错,他的确回来了,光鲜得让所有人艳羡。这一仗他赢得太漂亮了,他完美地报复了我,尽管他手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和泪水,尽管他已经死了。

”老板,你怎么了?“艾萨克问,”你在发呆。一张邀请函用得着这么发愁吗?“

”没有。“我说,把手中的信折成小小一块,放进衣兜。”没有什么邀请函。传单广告而已。“

”我还以为M酒店这种级别的巨头不需要发传单呢。“

”看来你对那儿很了解,“我说,”还知道那儿的陪赌有女有男。“

”不不,别这么说,老板。我只去过一次。而且跟冰河在一起之后,我就再也没去了。“艾萨克的脸色变得很窘,他的表情很像一个逃学买冰淇淋时被发现的孩子。”老板,你不会告诉冰河吧?“

我摇了摇头,算是答应了他。我羡慕他能够这样烦恼。他们是多么幸福啊,彼此相爱,而且都活着。

那缕蜘蛛丝还在树叶间轻轻颤动,过了一会儿它就消失不见了,也许是让风吹断了,也许是黏在了树枝上。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从他的死亡带给我的孤凄感伤中走出来了,可现在,在我寻找那根蛛丝的时候,我再一次意识到他不在了这个无比简单的事实。刚才袭上我心头的那种缺席感又一次袭来,变得无比猛烈,冲击着我的上颚和鼻腔。我懊悔在他死亡前的那个晚上,自己对他做的事情。现在想来,我从来没有真正让他体会过我的爱。更不幸的是我让他看到了我最丑陋的一面——我对他的肆意伤害,对他的掠夺,以及我是怎样像个懦夫逃离这一切的。

某种意义上,我也是埃克什尼尔先生的秘密情人之一,只不过我在上面他在下面。那天晚上,我们一直争吵到快三点。我早该知道一个商业帝国的国君锦袍下隐藏了多少邪恶,可当他亲口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,还是很难不令我大吃一惊。仿佛所有的记忆都被毁坏了:那座小镇、那本费曼物理学讲义,那些无数次悬在我们屋顶上的夕阳,在一瞬间全被玷污了。我把他推搡在床上,恶狠狠地进入了他,后背位,没有多余的交流,像两只野兽那样。也许是在潜意识中,我像个傻瓜蛋似的将自己的罪恶叠加在他的罪恶上,期待着后一种罪恶可以被抵消。他跪趴在床上,身体随着我的撞击无力地晃动着,左脸抵在皱巴巴的床单上,凝视着飘动的窗帘,沉默不语。

是的,我不该为他的罪行做任何辩护。那些经他之手踏进赌场出卖肉体的女人——我更愿意把她们叫做女孩——都和辛慕尔差不多大,至多相差不会超过三岁。起初这个事实令我作呕,我以为他是在变态地发泄着自己对辛慕尔的欲望,很快我发现他的罪恶并不在于此,还不止于此。他似乎尤其对其中一位姑娘情有独钟:每隔几天,他把她叫进卧室,他说这能让他体会“进入一个女人身体的感觉,像是在怀念过去”。不如说,他是在反复体会伤害一个女人是什么感觉。

在恶意伤害别人这方面,他显得极有天赋。他把自己的恶意包裹在金钱、宽容和英俊的外表下,就像包裹着毒药的一颗软糖。果不其然,那个可怜的姑娘爱上了他,她为他放弃了学业(否则,她应该穿着高档套装,一头金发烫成整齐的大卷,在某个律师事务所里进进出出),穿梭在吃角子老虎机、扑克桌和骰子赌台之间,做一个衣着暴露的陪赌。她被放在一个备受考验的位置上,无数个男人像卡车一样碾过她的胴体,而他,是其中最凶狠、残忍的一辆。他只打过她一次,这样她便认为他的残忍只是一场意外,一次偶然;在她高潮到来的那一刻,他死死捂住她的嘴,这几乎令她窒息,可在她看来,这只不过是他对她”过火“的爱,犹如酒精给舌尖带来的甜蜜的疼痛——他看上去多么深情,多么可靠啊,好像每时每刻都做好了给出承诺的准备,而诺言成真的日子也许是明天、一周后、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里任何一个日子。她带着满心的希望和一个孕肚(后来变成了一个他没见过的儿子)任由他延宕下去,直到现在。

我拽住他的一把红发,把他的脑袋拉到我面前,他的嘴被我咬出了血,一丝咸咸的铁锈味钻进我的口腔。他开始求饶,语气痛苦、笨拙、濒临崩溃,他央求我不要操得那么狠,他要被操吐了,可我觉得这还不够。我简直想把他的内脏掏出来,让他看看自己心脏里装的那个辛慕尔的形象,是不是已经被毒素污染了。也许看着辛慕尔会让他自责,可他现在已经有消除自责的本领了。他早就定居在了索多玛和蛾摩拉,罪恶如同呼吸那样不可或缺。

我把他翻过来,让他的脚踝架在我肩上。十八年前我们就是用这个姿势做爱的,那时我们都很紧张,做爱做得很糟糕。现在我们都变得游刃有余了,他的某种习惯甚至让他富有节奏地迎合我,亲昵地吮吸着我的下体。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本领?十八年了,我们的变化是多么大啊,可还有一样东西没变——是痛苦,它像空气一样,弥漫在我们周围。

他呻吟的样子很像一个溺水的人:他紧紧攀着我的肩,指甲陷进我的皮肤里,仿佛我是他能抓到的唯一一根浮木似的。他这是在向我求救吗?他干嘛又哭又喊,叫得那么绝望?——从乞求变成索取,再变成掠夺——他要从我这里夺走什么?难道我,一个穷酸的学术民工,开着福特闯进他的金黄色王国的家伙,能施舍给这个国王一星半点的财富吗?我恨他,就像他恨我一样。我恨他的吝啬和贪婪,恨他的不辞而别,恨他这副冷血堕落的样子,恨他得到了别人的爱却无动于衷。我无法不恨他。

当我从他体内抽出来时,他开始笑,一双红肿不堪的眼睛轻蔑地盯着我,尽管他看起来像是个跑输的运动员,气喘吁吁、狼狈不堪。 他靠坐在床头的软包上,有一秒钟我分不清他是十七岁还是三十五岁。他捻着精液的手指自我的腹部从上而下,用力地划过胸膛和脖颈,仿佛他把手指当作一把匕首,试图把我整个人剖开那样。他笑得过了头,浑身发颤,眼泪直流,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可怕的笑。

“你做过陪赌吗?”他问道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我说。可我咬紧了嘴唇,好像五脏六腑都痛苦地缩紧了。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,对我说:不,你该明白,你什么都明白。

“我做过,”他说,“如果不是我,就会是辛慕尔。”

“不会,”我摇头,“这不是真的。”

“你该记得那辆开进镇上的凯迪拉克。”在提到我平生最痛恨的那辆车时,他的语调却那么平静,就像在谈论早餐的咖啡一样平淡轻松。“真不愧是一辆好车啊。我开过几十辆比它更高档的车,可从来没有一辆比它更舒适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”他轻轻一笑,凑到我面前,我感到面颊上吹来一丝他的味道,一丝朦胧而强烈的气息,就像是花朵正在衰败。他嘴唇上被我咬破的伤口又裂开了,冒出一颗细细的血珠。

“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金钱的样子。那时,我只有一个想法,将来我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富有。我会把辛慕尔从贫穷中,从他们的监视中解放出来。我会带给辛慕尔很多钱。你看到没有?很多很多钱。”

我垂下脑袋,拨弄着左手的结婚戒指。戒指是辛慕尔精心挑选的,外圈镶嵌着红宝石,内圈镌刻着她的名字,刻着我名字的戒指同样也带在她手上。在这里,在我们的手指间,洋溢的是怎样一种平淡、幸福的生活啊——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的幸福。

“原来他们是找辛慕尔的,”我艰难地说,“那辆凯迪拉克。”

满打满算,从我们受邀参加M赌场的晚宴开始,我跟他在一起呆的时间,不过十几小时。这十几个小时是如此漫长,就好像我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把时间掰碎,并将每块碎片最尖锐的部分按进心脏里。和他在一起的每个时刻,擭住我的是一种非常急迫,乃至不真实的感觉。我始终觉得他不是以活生生的血肉,而是由几个互相矛盾的坚硬事物拼接而成——冷酷与温情,暴戾与不忍,加害者与受害者,一片墨黑与一片空白。

“你不该去做陪赌,”我说。“你不在的那段日子里,我无数次想象过你去做什么,哪怕是社区学校的代课老师,哪怕是巴士司机,服务员,加油站工人。我唯独想不到你会做这个。你……”

“你指的是被那么多人上过,是吧?”他讽刺地一笑,扬起脸。一张疲倦得近乎病恹恹的脸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我不想看到你这样。”

他披上浴袍,双手拉着浴袍前襟,一阵狂笑。“你跟我妹妹的婚姻美满得几十本相册都装不下,反要来关心一个被人操腻了的陪赌。你刚才不也像那些赌客一样乐在其中吗?干得爽吗?怎么现在才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来?”他的眼睛因为一种绝望的恶毒而闪出了亮光,“其实你自己应该再明白不过,你只是想同我上床,把我和你一块扯进深渊里去。一条肉欲的深渊,黑黑的,深深的,你就那样把我推了进去,自己倒是开溜得挺早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,没有说话,目光在厚重的窗帘上逡巡,就像是要将每一条纤维和皱褶都牢记在心那样。窗外还有几个小时天亮?哦,我忘记了。在拉斯维加斯,白天和黑夜本就毫无意义。

“到了这里我才发现,哈,不过是凯迪拉克而已,”他说,“如果我愿意,我完全有能力得到更好的——所以我就得到了这一切。抓着这座商业巨塔的墙砖一寸寸爬上去,要比攀登量子物理的宫殿容易得多,不是吗?只要舍弃一点道德,不多,指甲盖大的一点点。”

“别再说了,”我说,“我不想听。”

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存在上帝,他不光是个慷慨的老头,还很幽默。”他自顾自地说,“没过几年,我发现那辆凯迪拉克的车主,也有一个妹妹。跟辛慕尔一样大的女孩,在邻州修读法律。”

“你儿子的母亲,”我说,“你亲手毁掉的女人。”

“你真聪明,卡妙,不愧是大教授。”

“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报复。”

“报复?”他笑了,压低了声音,“怎么能把这形容成报复呢?这是施舍。可怜的女孩——哥哥不幸让车撞得稀巴烂,留下的债务比财产还多。真他妈的可怜啊,世界上没人再爱她了。”

“你谋杀了她的哥哥,”我说,“还夺走了他的财产。”

“一场车祸而已。”他看着我,眼睛幽幽地眯成了两条缝,“至于财产,完全是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转移的。”

得知这一切的时候,我本该感到一种胜利般的快慰:那个坐着凯迪拉克将他从我身边夺走的人,终究遭到了报复。但袭上我心头的只有悲哀。那个金发女人和她儿子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,我没有见过他们,可不知为何,我想,这对母子都有一双很大的眼睛,很亮。羔羊的眼睛。他们不应当被卷入这个怪诞而残忍的世界,这个流淌着淫欲、眼泪和悲伤记忆的世界。就连辛慕尔也不该踏进来:这个世界只属于我和他这种人,我们在这里沉没,日渐溃烂。我想起了那个愈来愈阴沉的下午,他的呼吸在我脸上扫来扫去,以及那些出于本能的狂热的呼喊,窗外大雨倾盆。自那时起,我就将我们两人一同毁掉了。

“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接过来,”我说,“哪怕一个月看他们一次。以你的财力,足以给他们雇几万个保姆。”

“我说过,一个子儿都不会给他们。”

“那亲情呢?父子情难道可以人为切断吗?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升高,“一个孩子,一辈子都见不到父亲……”

“那你呢?”他反问,“你见过父亲吗?”

一阵沉默。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,以及心脏在胸腔里的跳动声。

“你,还有我,家庭都是残缺的。”他的语气再一次流露出毫无希望的刻毒来,“为什么偏偏你觉得自己比我更有资格谈论家庭幸福?”

我想说许多话,安慰的,怀旧的,温存的,那些听起来尚且能给人一点儿温暖的话,可脱口而出的只是一连串陈词滥调。“我始终都不明白,苏鲁特。你本来不是这种人。”

墙纸的花纹像是一只只蛾子,我背靠在墙上,仿佛感觉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只,被钉在标本台上面。我看着他那张被头发遮住一大半的脸,他的惨淡无神的眼睛,他的笑容。他可真爱笑啊,得意时也笑,绝望时也笑。

“我只是嫉妒。这么简单的答案,你应该明白。”他就那么笑着,声音像雪花一样又冷又轻。“为什么你可以那样触碰辛慕尔,为什么你能踏进物理学的殿堂去,卡妙,你明明已经得到那么多东西了,可还嫌不够,还要把我其他的东西也夺走。”

他低下头去,又抬起头,手指在掌心里不停地掐。我看到他的喉结在艰难地蠕动,仿佛在吞咽一杯毒药。

“你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,一切东西。包括……”他停滞了一会儿,“这很讽刺,在那么多夜里,我上过几百张床,眼前反反复复出现的是同一张脸。那不是辛慕尔的脸。”

我默然无声,目光盯在窗帘下摆包着的铅块上。我感到自己正在踏入一片黑暗——从灵薄狱出发,一层一层,拾级而下,每一层都能发现新的痛苦。我无法辨认那些痛苦究竟是他的还是我的。

“那是你的脸,卡妙。”他的声音很安静,很疲倦。“每次我闭上眼,试图去想念辛慕尔的时候,你的脸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来,占据了她的位置。”

就像是那种渐渐亮起的舞台光勾勒出一个轮廓,我终于辨认出,这是他的痛苦,也是我的痛苦。两个人的痛苦被同一套记忆的模具压出来,此刻又互相重合。我冲过去,扑在他身上,失魂落魄地与他吻在一起,他呼吸艰难,双臂紧紧地箍着我,把我锁在他怀里。他每条肌肉、每根汗毛都在大喊“别丢下我”,但这几个词终究不会变成一条有声的句子,从他嘴里说出来。永远都不会。

5

那时,我丝毫都察觉不到,我们的亲吻接近于诀别。

当然,我对自己说,是因为我太爱他了,我一点都没注意到除他之外的人——你看,就连回想起这一切的时候,我都在下意识回避责任。我恰恰忽略的是辛慕尔:那个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女人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替她搭起一片庇护所,以为她永远不会长大,可不知不觉,她也年过三十了。她被保护得多么好啊,还像个女学生一样天真、轻信、多愁善感,她的藏书架上摆着T.S.艾略特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和许多我不认识的作家的小册子,还摆满了许许多多的熏香罐子,数不清的读书沙龙合照,三张她参加过小说比赛的证书(中间的三等奖是她唯一的荣誉证明),就好像她是个不停搜集证据的警官,证明她是个高雅的女人;不光是我们,她需要全世界都知道她的高雅。

我早该知道“出版”这个字眼对她磁石一般的吸引力。可当那个“出版商”的电话打来的时候,我并未嗅到任何危险的气息。我同她一样,在这片陌生的冰冷的海域里幼稚地游动着。幼稚得令人发笑,令人心碎。

兄妹两人大吵了一场。他不同意她去见那位编辑,可理由含混其辞,倒像是在掩盖什么,这一步一步加剧了她的不信任。最后,他甚至大声嚷嚷:“总之,我不会让你去接近那种不三不四的人。”这个形容彻底激怒了辛慕尔:在她看来,没有谁比她的哥哥更不三不四,而他竟然对她的文学同行指指点点,大放厥词,他没有这个资格。他们在同一间房间里隔得老远,相互指责,叫喊,用的是我们故乡小镇的那种口音——讽刺的是,我们的重逢感在这种情境下才显得如此浓烈,就像去喝一杯变质的酒,在酸苦的醉意中,不知不觉地朝着悔恨走去。

最后,她抹着眼泪,“砰”地一声摔门而去,她要自己去跟那位编辑会面,坚信那个人,而不是她哥哥,才会帮她圆梦。那扇被她摔上的门似乎还在嗡嗡作响,仿佛在对他说“不要用脏手来玷污我的理想”。

“你不劝劝她?”他披上外套,惨淡地笑了一下,望着我,“就让她一个人去?”

“可能你说得对,”我沉默了片刻,叹息地说,“我太骄纵她了,这些年我一直由着她的性子来。她毕竟是你妹妹——”

“你这种自作聪明的怜悯真让我恶心,”他说,“但现在不说这个了。我坚决不能让她一个人去。我必须跟着她。”说着,他开始给他的经理打电话。“把你的车开过来。不对,不是劳斯莱斯,是那辆黑色雪佛兰。就现在,不用洗车,快点。”

他心神不宁地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抢,上满子弹。我深知他并不是脾气暴躁、情感冲动的那一类人,可是在我的面前,他很难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感情。他用恶毒与冷漠来遮掩它,但做得很拙劣:他也许爱上了我,也许还在爱她,可现在的情形很难让我开口问出这个愚蠢的问题。他外套上的贝壳纽扣在晨光中熠熠发光,将我的眼睛刺得又酸又痛。

“我陪你一起去。”在一片胡思乱想中,我对他说。这是我所能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。也许这样我就能给他更多安全感?也许吧。

这辆雪佛兰很寒酸,方向盘脱了皮,他的手不安分地搭在上面,时不时地狂按喇叭。他带着一顶棒球帽子,帽檐压得低低的,看上去是女帽,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滑稽(我们走得很急,在后备箱里只找到这一顶),我坐在后座上,看到他的红头发在后脑勺扎成一个小鬏,用一条幼稚的塑料珍珠发绳绑着。一副大墨镜遮住了他上半张脸。从外面向车内看去,谁也看不出这是埃克什尼尔先生。

“你这发绳……”

“辛慕尔的,”他说,“我离开家的时候从她桌子上偷的,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机会向她道歉——”他又朝对前面那辆插队的车按了两声喇叭,“没办法,再见面还是又吵又闹的。”

“我只是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明白什么?”

“很多事情你明明可以跟辛慕尔解释,可你偏不。”

“我累了,不想再吵了。”他疲惫地说,“这么说吧,我在辛慕尔眼里的形象已经很糟糕了,但我不想让它变得更糟。哪怕能掩盖一点点……该死,我又看不到她的车了。”

“你认识那个出版商?”

“何止是认识,他也根本不是什么出版商。你应该听过这个姓氏——”

“帕乔里。”我和他同时脱口而出。

是那个女人的娘家姓,意大利人。她现在应该还姓这个: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等到“埃克什尼尔夫人”这个称呼,但她的家人不愿意再等了。我感觉一阵口干舌燥。这就是那种所谓悲哀的轮回吗?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墨镜下的下半张脸,他的下颌线条那么幼稚,鬓发没有被收进脑后的小鬏里,乱糟糟的,让我想到一只小鹿,小狗,或别的什么小动物。他和辛慕尔一样,天生有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气质。他需要我的保护,尽管这就像是一个庶民想保护国王似的荒诞不经。“不会有事的。”我说。

“谁知道呢?”他云淡风轻地说,“他们摆明了要让我吃点苦头。不管怎么说,他们算是拿住我的软肋了。辛慕尔是个再好不过的鱼饵,我一定会上钩。卡妙,我对辛慕尔……”他突然酸酸地改口说,“我对她是不是不够好?”

“怎么问起这个。她现在不是正开着你送的那台宾利吗?”

“我一直在想,假如她当时知道那台车是我送的,她还会收下吗?我完全可以给她一切东西——如果她嫌物质和金钱都太庸俗,只想得到出版社的垂青,我也可以替她联系。我有最好的人脉,如果她愿意,我甚至可以让她的胸口挂一块普利策奖牌……”

我有点苦涩地笑了一下。他的话中不知道有几分是吹嘘、几分是真的。他同小动物一样的脸庞和小辫子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,就好像我们俩还停留在十七岁,正在玩一场扮大人的游戏,规则是不许哭,不许想念,不许先爱上对方。我输了,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失落。我不争气。我不在乎。

“大概辛慕尔觉得我还是太庸俗了。”他闷闷地补充了一句。

“有时候你确实挺让人反感,”我说,“可有时候你很可爱。”

“真叫人起鸡皮疙瘩,”他说,“一个人渣有什么可爱的?”

“就是很可爱。”我又重复了两遍。“很可爱,很可爱。”

6

帕乔里先生脸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,丑得看不出年龄。他怀里的那个小男孩倒是十成十的漂亮——六七岁年纪,五官有些眼熟,说不清像谁,眼睛明亮,但蒙着一层阴郁。这是一个老人,我想。一个老人,装在了小孩的躯壳里。

“瓦莱里奥,乖孩子,”帕乔里先生说,“你爸爸就在门口,去找你爸爸。”他怀抱一松,叫瓦莱里奥的男孩从他膝头滑下去,双脚落地,一双苍老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,又盯着苏鲁特。同他们在一起的是辛慕尔,她穿的是那身参加晚宴的缎面连衣裙,戴着一串我从未见过的珍珠项链。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,也许是觉得这场面颇为尴尬,她偏过头去,不看我们。

这就是苏鲁特的妹妹,我的妻子。她看起来那么陌生,却又那么容光焕发,就像跟我们从不相识。难道我们真的对她那么冷漠,以至于她只有从另一个陌生人那里才能获得认同和安慰吗?

“辛慕尔,回去吧,”苏鲁特说,“我联系了一家更大的出版公司,总编辑读了你的小说稿,很喜欢。他答应下一季把你作为主推——”话还没说完,就被辛慕尔打断了。

“骗子。”她转过身来,恨恨地望着他。“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心一千倍。”

“大骗子,”瓦莱里奥也附和着,“世界上最坏的人,我以你为耻。”

“一定是哪儿搞错了,我们回去吧。”苏鲁特说。我望着他像往常一样扬起嘴角,但笑容里有几分无助。我又看向瓦莱里奥,突然间我发现,他的长相跟年少时的苏鲁特多么像啊,不,简直是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。这个孩子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,也生着同样的薄而锋利的嘴唇,深深的唇沟,还有略微翘起的鼻尖,尤其是脸上的神情——那份与生俱来的刻薄和厌倦——与苏鲁特一脉相承。时间真会开玩笑啊,竟能把当年的一切复刻在眼前。

“你的亲生骨肉就在这儿,”辛慕尔说,“可你看也不看他一眼。”

“这很难解释,”苏鲁特说,“但这18年我无时无刻不为你而活,辛慕尔。我知道自己是个混账,可我过得不是很容易。每逢我绝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,我就想到自己的灵魂里还留着一点儿被你净化过的地方。你拯救了我那么多次,辛慕尔。这回轮到我救你一次了。”

“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的话,”辛慕尔大声说,“我的答案是,我拒绝。”

帕乔里先生懒洋洋地陷在沙发里,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“看吧,瓦莱里奥,”他的疤脸上挤出一个狰狞不堪的微笑,“这就是我欣赏你辛慕尔姑妈的原因。作家就像是挥着剑的骑士,保卫的东西都是一样的,而她是最正直和勇敢的一个。你要是想成为跟辛慕尔姑妈一样的作家,首先就是要保持高尚,远离骗子、恶棍,拒绝污浊。”

苏鲁特腾地一下拔出手枪(他像这样不冷静的时候屈指可数),指着帕乔里先生。“你应该是个死人,我得把你送回你该去的地方,免得你那张臭嘴玷污辛慕尔的名字。”

“什么地方?”

“地狱。”

“多可惜啊,”帕乔里说,“地狱不收我。想听为什么吗?”

苏鲁特顿了一下,几乎看不出幅度,但食指没有离开扳机。瓦莱里奥冷冷地看着他父亲,他的眼睛很大,很亮,说不清是玫红色还是紫色。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这种颜色——也许是在杯中轻轻摇晃的Chitanti酒,也许是屋顶上的晚霞,也许是十七岁的苏鲁特的眼睛。我记得那天,在屋顶上,我对他表白,然后吻了他。他报复我,咬破了我的嘴唇。我记得他的脸上印着的“绝对热力学温度”的油墨痕迹,我记得他的眼神尖锐而凄凉。就像我伤害你一样,把我弄疼,他说,这都是我的报应。

帕乔里合拢双手手指,就像是搭了一座破烂的竹编桥。他把苏鲁特称作“亲爱的蝮蛇”。听帕乔里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,我有一种感觉,仿佛眼前展开的是一张拼图,那些影影绰绰的罪恶变得越来越清晰。苏鲁特是本不属于这张拼图的一块碎片:他代替辛慕尔,把自己拼了上去。他不是一条毒蛇,而是毒蛇的一部分,是最鲜亮的那块蛇鳞。我甚至觉得帕乔里才更像是他的兄弟——两块鳞片摆在一起, 很难辨认出哪一片沾着更多毒汁。

“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月,”帕乔里说,“全身的血都被换了一遍。也就是说,我自己的血几乎流光了。这场车祸让我失去了半张脸、一个脾脏,还有半个肺。护士把我的绷带拆开,我从镜子里看见的不是自己的脸,而是一个魔鬼的脸。‘你这个丑东西,’护士对我说,‘把你的保险经理叫过来。’我这时候才发现,哪还有什么保险经理,我的一切东西——姓名、护照、银行账户——都不见了,我成了一个游魂。我想过死,想把这张丑脸从高楼扔下去,狠狠地摔烂。但我毕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。”他笑笑,“你是个哥哥,我也是。有些心态只有我们能明白。”

“娜迪亚有你这样一个哥哥可真不幸。”苏鲁特说。他的语调里没有一丝羞愧或不安,就仿佛辛慕尔从不存在,他从没有做过让自己的妹妹唾弃的事一样。他的脸上仍然挂着一抹笑,很长时间以来,我一直在想着这个笑——他的笑容里充满了仇恨,但不仅仅是在恨帕乔里先生——他整个人有如一团火焰,用自己作为燃料,烧出一片空地,其他人谁也不能靠近。他要么恨的是他自己,要么恨的是我,可他自己丝毫也不明白这点。谁能明白仇恨的原理呢?这是一种多么神秘复杂的现象啊。“从我们的视野里滚开,”苏鲁特说,“否则——”

“否则什么?”帕乔里用一种慈爱、沙哑的声音说,他回过头去看辛慕尔,“我想还是让唯一的女士来说明比较好。”

“你的娜迪亚死了。”辛慕尔直直看着苏鲁特说。她把“你的”这两个字咬得很重,就好像娜迪亚是她哥哥丢在垃圾桶里的玩具,她又捡了回来,强行塞进他怀里,逼迫他承认这是他的。“乳腺癌。十分钟之前我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个女人,她与我同岁,假如她现在还活着跟我站在一起,与我的身高不会相差半英寸。但她死了。有段时间她神智不清,会喊你的名字。瓦莱里奥就是这样知道自己还有个爸爸的。如果你是个单纯的人渣,我心里的绝望说不定会减少一点儿。可如果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,你代替我走进赌城,因为恼恨而摧残了另一个女人,我不仅绝望,而且惭愧,恶心。你明白吗?你把我变成了你的共犯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座腐肉宫殿里。求求你,把枪口对准我吧。杀掉我吧。”

7

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,我不想再回忆下去了——与其说不想回忆,更像是不能回忆。那些记忆就像是一张张碎片,我很难将它们拼接成一副完整的样子。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一只手,每当我想到那一刻,它就狠狠地把我推到另一边:那是个笼罩着晚霞的地方,他躺在屋顶上,双手枕在脑后,身体笼在一片橘黄色的光线里,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盖在他十七岁的脸上。我拿下那本书,亲吻他,正在这时,我尝到了又咸又热的金属味道。大量鲜血从他的嘴里和腹部的枪眼里涌出来——三十五岁的埃克什尼尔先生在一幢毫不起眼的写字楼上遭到枪击,失血过多而死。

不过几个小时,赌城的记者和摄影师如同一群秃鹫蜂拥而至。他们让我一遍遍地拾起那些我抗拒的记忆碎片,还有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:关于他是怎么中枪的、那位穿红裙的女士(也就是辛慕尔)是不是他的情人、男孩是不是他俩的私生子之类。可笑的是,来我这里的记者比辛慕尔那边要多得多:我看起来更像个不痛不痒的人,他们反倒觉得我能够若无其事,置身事外。

不是。

不清楚。

不记得。

不知道。

我来来回回地重复着这几个词。我不记得苏鲁特的手枪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,不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怎么学会扣下扳机的——开了枪之后,瓦莱里奥吓坏了。也许因为他觉得辛慕尔与他母亲有些相像,他缩在她怀里,而不是去找帕乔里,显然他同舅舅并不亲近。我脱下外套,团成一团,按在苏鲁特腹部的伤口上,等救护车来。渗进外套中的血液起初是温热的,然后渐渐变凉,同我的左手黏在一起。我的右手发疯一般地抚摩苏鲁特的脸和手掌。他的脸正在褪色,变得越来越白。他神志不清地轻声嘟囔着,试图在表达什么,我俯下身去,听到的句子像是“我疼”和“我冷”。这似乎是他头一回不逞强。他很像一只长满毒刺的贝壳——当外壳被剥走后,那副柔软而脆弱的身躯在空气中枯萎、凋亡。被抬进救护车的时候,他连最基本的音节都很难发出来。他静静地仰躺在一群忙碌的医护人员中间,眼睛凝然不动,瞳孔扩张,嘴唇无声地动着,显得极为乖巧安静,像是在思索一道难解的物理题。

很快,连那张脸我也看不到了。救护车尖叫着离去,碾过一摊泥水,在地上留下两条长长的车辙。我坐进那辆旧雪佛兰的驾驶座,沿着车辙一路狂奔。路上有太多的信号灯,红色的,绿色的,黄色的,它们在我的视野里混在一起,扭曲,波动。我想起十八年前那场暴雨,苏鲁特就是这样被带走,在雨中离去的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听到了抽泣的声音。我在流泪,在心中苦苦哀求。我想让他活下去。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,自从第一次离我而去,他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我甚至比救护车更快抵达医院。不一会儿,救护车向我驶来,我冲过去。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高个子男护士向我走来,对我摇了摇头。那一瞬间我全都明白了,我感到自己的喉咙被紧紧掐住,头颅沉重如铁。“让我去他身边看一眼,”我说,“就一眼。”护士用审视一个病人的神情审视着我,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我的要求。他的袖口有一抹血,在绿色的布料上呈现棕黑色,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凶手。

“你是死者的亲属吗?”

“也算,也不算。”我沉默了很久,挑选了一个不算满意的回答。“我是他妹夫。”

在开车回去的时候,我一路上都在思索接下来要应对的种种状况。我如何对警察和记者解释这一场惨剧?如何向辛慕尔和瓦莱里奥接受他们的亲人死去的事实?如何让瓦莱里奥明白自己是无罪的,虽然他亲手杀了他父亲?如何向所有人谈论我和苏鲁特之间的关系,是友人、亲人、还是爱人?

我将车停靠在路边,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,咬紧了嘴唇。我感到腹腔中的内脏在翻搅。因为我突然发现,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接受他的死,也许永远都不能接受。每当我强迫自己面对事实的时候,我的思绪总是滑向十八年前,那会儿,他炫耀自己比我更快读完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第一卷,挑拨我的好胜心。可我当时只是看着他的眼睛,我在想,他的睫毛多么长啊。这场小小的对决以我胜利而告终: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对我而言变成了一本基础读物,而他始终没能翻开后两卷。胜者的奖品是一份悔恨——我悔恨于自己的胆怯。他死了之后,再也没人知道我爱他。

更多的时间里,我都对记者的提问保持沉默。我明白,无论自己尝试辩驳什么、否认什么,这件事都会被添油加醋地刊登在低级小报上。而滑稽可笑的人不是他们,恰恰是我:我的沉默是在保护什么人吗?要保护的人已经消亡,像一盘冰块似的被推进太平间,我做的不过是拥抱一团空气,企图用这种方式捕捉他留下的味道——那是一种谈不上独特的味道,混杂着烟味和高级酒店大堂的香薰味,很快就会被人忘记。

我害怕忘记。

“再谈谈吧,”一个记者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,“您这样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,跟埃克什尼尔先生是怎么认识的?”

“从小就认识了,”我说,“他在物理上有惊人的天分。如果他跟我走上相同的道路,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。”

“但命运葬送了他。”记者自作聪明地说。

这话不假,但我不愿再把对话继续下去了。笼罩在我心上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动——我要立刻找到那个丑陋的帕乔里先生,把苏鲁特没来得及送给他的子弹亲手送进他的头颅。哪怕有一把匕首也好,一条绳索也好。只要能让我亲手杀了他。

但这样的仇恨只持续了很短的一刻。我在走廊里看见了辛慕尔,她仍旧是那副华丽娇美的打扮,但眼妆花了,神情憔悴,看起来像是老了五岁。瓦莱里奥没在她身边——他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沉。医生给他注射了镇定剂。我从门缝中看到瓦莱里奥仰躺着的熟睡面孔,他的嘴唇和下颌线条太像苏鲁特了,简直是苏鲁特努力在世界中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。

直到辛慕尔拍了拍我,我才意识到自己在门缝边站了很久。她带我走到对面房间的窗户边,向下一指。地上用粉笔勾画出了一个人形。血迹就像一张手掌,在人形的头部印下一个硕大的黑影。

“那是帕乔里。”辛慕尔深吸了一口气,轻声说。“没有人推他,他是自己跳下去的。当时一片混乱,等我们反应过来,他已经坐在了窗台上。”

我望着那片血迹,眯起眼。当一个人的仇敌已经遭到了报应,他反而像陷入了一片虚空。仇恨很难再持续下去——我自己是如此,我想,帕乔里也如此。我的视线再次转向门缝中那个男孩酣睡的面孔,我看着他上下起伏的胸膛。

与帕乔里不同的是,我至少有挂念。

Leave a Reply

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:

WordPress.com Log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.com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Google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Twitter picture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Facebook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Connecting to %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