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u can’t go home again(下)2

我撕开邀请函的信封,抽出挺括的信纸,M大学的校徽又一次出现在上面。事实上,它不仅是个校徽,更是一种强大势力的标志,有时候它闪闪发光地出现在豪华酒店的标牌上,有时候出现在商业银行门口的红地毯上,有时出现在药剂师制服的胸口上。它冷酷无情、无处不在,仿佛一只看不见的巨兽把无数触角布满整个拉斯维加斯。这封邀请函在我手里有些发抖,仿佛我捏着的不是一张薄薄的纸片,而是一块十分沉重的铁。辛慕尔把邀请函夺过去看了一眼,痛苦地嗫嚅一声,从客厅这头踱到那头。

“你的操蛋选择果然断送了我们,”她停下脚步,冷冷一笑,“现在我们落进了阿尔·卡彭的地盘里,成了乞丐和奴仆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,闭上眼睛。我在思考该怎么在一条不归路上保护她。可再次睁开眼睛时,我看到的是门厅里螺旋而上的大理石楼梯、鳄鱼皮沙发、水晶吊灯,还有窗外的意大利园林。我甚至打算最近换一辆新车——与这套别墅相比,我们从加州开来的那辆福特显得颇为寒酸。除此之外,再没有什么客观条件让辛慕尔分心了,这几天她开始动笔写她的小说,写得很快。昨天晚上,我听到她身上的丝绸睡衣和床单相互摩擦发出的阵阵微响,我听到她在睡梦中轻声笑起来,看到她抬起一条手臂,在半空中摸索着,夜灯给她的胳膊镶上一层暗金色的边。财富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钟楼,我们拾级而上,名誉、金钱、更多的名誉就漂浮在眼前不到一臂的距离,抬一抬胳膊便唾手可得。

这都是我在这条不归路上为她采摘到的果实。她痛恨这片土地,却又本能地被土地中长出的果实吸引,在她接受这一切之前,她就成了它的子民。

“街角有一家裁缝店,”我说,“一会儿我们去那里定做两套礼服。”

“你疯了,你真的要让我们从今以后受他们的摆布?”

我阴郁地默不作声。我大概脸色很差:我的脸一阵冰冷,血液从脸上流到了身体里别的地方。如果我真的吃了一颗子弹,会不会就是现在的样子?在脑内那幅可怕的景象发展成葬礼之前,我强迫自己想别的——想两周后的晚宴,想晚宴上我和辛慕尔应当站在角落里,才不会惹人注目。

“没什么可怕的。”过了一会,我平静地说,“无论如何,你还有我。”

**

晚礼服让辛慕尔的动作有些紧张。她的衣柜里从来都是宽松的套头衫、运动服、睡衣,那件酒红色的礼服裙挂进衣柜的样子,就像一个降临在庶民村落里的女王。她盘起头发、穿上礼服的时候,对我露出一个锐利的微笑。有一瞬间,我好像忽然在她脸上看到了一个红头发少年的样子,他狡黠地把《费曼物理学讲义》从脸上拿开,露出一双争强好胜的笑眼。我眨眨眼,他的面孔从她脸上消失了。窗外太阳正在下落,她礼服上的珠子反射着暗淡的光,掩在雪纺绸下面。

晚宴的确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:我在宴会上认识了三个美国物理学会会士,其中一个是国家科学院院士。他们客套地赞赏了我的研究内容,承诺在下期PRL的评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,仿佛是神殿上站着的三位贤者那样,带着慈悲而敷衍的神情递给我一条橄榄枝。香槟在我们手中的高脚杯里摇摇晃晃,甜点、火鸡和鱼子酱端上端下,餐桌上的食物没有一刻不是崭新的。我有一种错觉,好似这个宴会厅是一扇橱窗,我就是陈列在其中的商品——店主拿着我的论文和我余下的人生四处兜售,到处都是金钱,到处都是贪婪、卑俗的欲望,就连学术界也是如此;我已经让这个学术体系驯服成一匹乖巧的驽马,竟然把落下来的鞭子当成世界的真相。幸运的是,在生命的前三十五年里,我尚且不知道手拿鞭子的人是谁。人类这个伟大的词曾经诱惑着我,使我妄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贡献给这种信仰,那时我还没有发现,“人类”这个名词的全部价值仅仅不过是一个名词而已。

辛慕尔则在不远处紧张兮兮地站着,不时地往人群中望一望。她隔几分钟就去拿一些三明治和吐司卷之类的小玩意儿,用两个手指捏着它们嗅一嗅,仿佛担心里面有大麻似的。有几位光鲜亮丽的太太与她寒暄了一番,但没有多交流。也许她们一眼就看出辛慕尔与她们不是一种人——她永远都是个小女孩,被美艳而成熟的衣服包裹着的小女孩,和她还穿着棉布裙子偷偷亲吻我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我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范围——在临行时我就和她约定,当她一旦感到不安的时候,她必须走到我身边来,紧挽我的手。我有责任保护她不收任何伤害。

这时宴会厅里响起一阵欢呼声和口哨声。四个高挑迷人、穿着清凉的美女在舞台上扭动身躯,四双长腿大开大合,灯光变幻不定,如同海潮一般把她们推来推去。她们朝人群抛出一把把轮盘赌、骰子和百家乐的优惠券,五彩缤纷的纸片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,人们一哄而上,连那些学界名流和商业大亨都不例外。我们站得远远的,辛慕尔疲惫地靠在我身上,她没有喷香水,我只能闻到她嘴里的甜品的味道。“这只是埃克什尼尔先生送给各位贵宾的一份见面礼……”我听到主持人的声音就像隔着一层海水传进我耳中,“作为M集团新任董事长,埃克什尼尔先生盼望大家的关照和指点……”

“请这个狗屁埃克什尼尔先生早点结束吧,”辛慕尔懒懒地说,“我想回家休息。”

她突然一个激灵,回过头去。一位赌区经理就站在我们身后,温和地看着我们。

“太太,”赌区经理说,“如果您想休息,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免费的高级套房。您若是觉得一晚不够,我们可以延长到三晚。埃克什尼尔先生一向慷慨大方,最好不要用‘狗屁’来形容埃克什尼尔先生。”他把一摞卡片塞进我手里,我感到他的手像石头一样冰凉。“停车费不便宜,但这些代金券应该够了。”他的凉冰冰的手掌又拍了我几下,“这还是埃克什尼尔先生的礼物。”

我刚想朝赌区经理说些什么,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像是其他赌桌还需要他帮忙似的。于是我朝舞台上望去,试图在五光十色的喧哗的海洋中找到那位埃克什尼尔先生的踪影——他也许是个老人,也许是个满身伤疤的男子汉,也许一副典型的政客精英形象,哪个男人都可能是他,但哪个男人都不太像。也许他根本不在他们中间,而是在忙别的——是忙着进行肮脏、堕落的权力交易吗?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:这将是个不平凡的夜晚。那时,我从未想到他可能是那个快要消失在我们记忆中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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