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u can’t go home again (下)1

我们抵达拉斯维加斯时天色已晚。我把车开进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时,握紧了方向盘,免得那些红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光芒搅扰我的视线。辛慕尔又在副驾驶座上抱怨起来,说这座城市会断送她的大作。她个头不大,但是野心不小——她梦想着有一天写成一本信息化时代的《尤利西斯》,后来这个目标降低成《到灯塔去》,可至今只字未动。她得见天日的文字大多发表在报纸最后两版的专栏上,每交掉一篇稿子,她总要恶狠狠地灌下一口威士忌,她的眼神仿佛在说“每个文豪成名前都该有那么一段小报专栏作者的经历”。

那眼神有些类似于她的哥哥,一个我们共同尝试去忘却的人。他的不辞而别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蛀空的洞,可我们闭口不提这段往事,这就像躯体自我修复的机能,只要不不去刻意惊扰那片记忆,新的细胞就会将伤疤填补起来。他离开后一切颇算顺利,我的意思是,再没有什么讨债的家伙在家门口徘徊了。我们俩靠我的博士奖学金维持生活,也靠她挣一些为数不多、可以忽略不计的稿酬。也就在那时,她学会了自卑,以及因为自卑而披挂起来的强硬姿态,如同她哥哥一样。

我心思不算敏感,不是写作的料。对她的热望和相伴而来的痛苦,我同样无法感同身受。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给她提供写作的条件:一间她自己的房间——她说这是伍尔夫的要求,而不是她的——对着一面照不到阳光的墙,让树遮挡着;一台旧式打字机,还有一支“万宝龙”钢笔,当她没有灵感的时候,她就从这套写作工具换成另一套;她所需要的“Diptyque”熏香,她觉得这对她的写作有益。

她把我的顺从当成了作为丈夫的一项义务,当她知道我找了一个M大学的教职时,她当着我的面,把修眉刀抵在自己的手腕上。我认得那把修眉刀,它和我的刮胡刀搁在一起,曾经在某天早上让我的手指鲜血直流。她说:“我本以为你没有这么……这么俗不可耐。”

她说得不是没有道理。在拉斯维加斯怎么找得到一面被树遮挡的墙呢?连合作导师都惊讶于我的决定——他多次找我谈话,让我不要被“肮脏的利益”所诱惑,后来他甚至在我面前哭起来,我从未见到他如此脆弱、无助的神情。他已经老了,倘若失去我,他很难再有机会发Nature、Science或是PRL。我不知道身边人对我的错误看法从何而来——年轻有为,不问世事,因为潜心科研而缺乏对欲望和金钱的概念。事实上,我一直庸俗得超乎他们想象:当被问起我离开课题组、选择M大学的原因时,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,钱。渐渐地,哪怕只有一个字,我也懒得再说,因为他们从不相信。

我把方向盘打向右侧,那些扰人耳目的招牌和喧闹声遽然间消失了。我们前方出现了一片棕榈林,它们的墨绿色的枝叶刺进天空,把白晃晃的太阳挑在叶尖上,哗哗作响的人造瀑布声钻入耳中来。一扇不起眼的铁门藏在棕榈林深处,我摇下车窗,向岗亭递上一张卡,卡片上印着一组长矛和旗帜相互交叉的图案,那是M大学的校徽。铁门缓缓地开启了,就像是一座古堡,矜持、沉默地迎接着它的来宾。一阵宜人的风吹进车窗里,我摘下墨镜,端详着点缀在大理石池塘边的几座红屋顶的别墅——我们的新家,就是其中的一座。

辛慕尔一言不发,当我们踏入新家时,她把我拽倒在沙发上,用力吻我。“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居然成了个公主。”她捂着脸,边哭边笑。

我也笑了。我把双臂摊在沙发靠背上,辛慕尔的脑袋枕着我的左手手臂,她一头卷发,毛茸茸的,看起来像是某种宠物,而我是饲养她的主人。都说没人能够抵挡物质的诱惑,连她也不例外。门厅吊着一盏硕大的水晶吊灯,让阳光一照,像几百只五颜六色的眼睛,一言不发地盯着我。可我在想别的,想我们的将来——三篇PRL和一篇Nature真的值这么多钱吗?这种幸福是不是来的太过顺利,如果它能被称之为“幸福”的话?我心头泛起一种奇怪的、内疚一样的预感,仿佛我要对一件还不知道的事情负起责任似的。

我深深吸了口气,拍了拍她的肩膀。“这地方够你写一本《到灯塔去》吗?”我问。

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。“写一本《战争与和平》都够了。”

“那就趁现在好好把握吧,”我说,“要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什么?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你可真是奇怪。”她说。

我也觉得奇怪——一种古怪的、不祥的阴影占据了我的大脑。不过我没有让这种讨厌的情绪停留太久,因为辛慕尔正抬头瞧着我,她的眼睛轻盈而明亮,如同一只小鸟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一次把那张用来读诗、品茶、沾着文学气味的嘴唇凑过来,心安理得地抵在我的嘴唇上。

她的忠实让我畏惧。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出我的爱是虚假的:她那双作家的眼睛观察一向精确。这些年来我始终学不会去爱什么人,连我的妻子也不例外。我对她的感情更像是一种怜悯或责任感——当我用手臂搂着她的时候,仿佛不是我在触摸她,而是代替一个她失去的人去给予她爱。我能做的就是努力使她幸福。而我真正地、唯一地爱过的那个人的形象,已经被我在记忆中放入铁匣,上了锁。我任凭它在回忆里越沉越深,我告诉自己,这种爱是错的。他已经不存在了,我不能爱一个不存在的人,如同无法去爱一个被证伪的理论或一个灭绝的物种似的。可是这时我还不知道,就在两个星期后,这种沉底的感情依旧会浮泛上来,它的利角曾经给我留下一条伤疤,就像是凯迪拉克在雨中飞驰而过时留下的一条苍白水迹那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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