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返椴树下(3)

“摘自中央保安局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安德烈亚斯·里瑟的党员鉴定:纯雅利安人,1931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。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。待人诚恳,平易近人,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。社会关系清白无污,无不正当关系。……”
安德烈亚斯只有一只眼睛。在长刀之夜中,他以一颗左眼的代价换来了希特勒的宠信,自此,这位军医在党内的地位直线上升。希特勒吩咐医生给他装了一只蓝宝石假眼,只有在会见元首时,安德烈亚斯才把这颗毫无生机的蓝眼露出来,平时则将长长的额发放下,将它遮住。他总笑得意味深长,好让自己显得神秘莫测。
他有意提拔苏鲁特,甚至想过让苏鲁特做自己的接班人,因为他觉得苏鲁特像他。
“希尔施贝格,”安德烈亚斯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苏鲁特,又扭回头去,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天球仪,“我并不是要让您随随便便对战友产生怀疑,但还是希望您回答我一个疑问。您对我们目前的情势是什么看法呢?”
“您觉得呢?”苏鲁特巧妙地将问题抛回给了安德烈亚斯。
“这个问题,是我在问您。”
“我的看法和同志们都是一样的。”
“这么说来,您觉得德国会遭到灭顶之灾,我们都会遭受败亡的命运,元首害了疯病,而我是个笃信占星术的蠢货。”
苏鲁特故作轻松地挑挑眉,“您是从哪里得出的结论?”
“干我们这行的人,有时不得不对战友保持必要的警惕……”
“您对同事工作间的谈话都录了音,对吗?”
“瞧您说的,只是录了一部分而已。”
“所以,您认为我在叛国?”
“并不是,”安德烈亚斯温和地说,“因为我信任的同志们如今都对局势公开表示绝望。但是华瑟曼则不同——他仍然保持着崇高的信念和绝对的纯洁,每当有人发表悲观言论时,他总是断然否认,说我们最终将会夺得胜利。您觉得华瑟曼是会跟着元首和戈培尔一起发疯的人吗?不,我绝不相信。我对华瑟曼一直印象不错,他沉默、可靠,从不溜须拍马。”
苏鲁特沉默了很久,笑了。
“您想不想活命?”
“当然。”
“或许华瑟曼会救我们的命。”
“这么说,他早就是一个变节者了。”
“事到如今了,您还用’变节者’这个词来形容他……”
安德烈亚斯深深呼吸了一口,没有回答,将水瓶座的棋子在天球仪上拨来拨去。他停顿了一阵,说:
“如果华瑟曼和西方有联系,那么他将是我们与西方和谈的关键所在。”
“不过,西方是有条件的,”苏鲁特回答,“在两周内释放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到瑞士,我们才能争取到下一步的和谈机会。”
“一旦元首得知此事,您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?”安德烈亚斯说,“党卫军是以对元首的忠诚为原则组建的,我不能……”
“若您继续优柔寡断下去,整个德国民族都会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安德烈亚斯不再笑了,烦闷地按了按自己的假眼:
“所以,你是要我除掉元首,是不是?”
“您自己考虑。不过在我看来,您面前只有两条路——要么您将现在的一切局势都向元首坦白,好让他为您让出元首的位子,要么您就用武力……将元首除掉。”
“够了,够了,希尔施贝格,”安德烈亚斯烦躁地说,“您知道元首是怎样的人吗?如果我去和他谈话,他马上会掏出枪来,朝我胸口射进一颗子弹。”
“这正是您要防备的,”苏鲁特回答,“幸运的是,目前党内还有很多的人偏向您这一方,您有足够的力量将元首控制起来。否则,您只能求助于您的同行,通过医生的途径除掉他。”
安德烈亚斯长叹一声,脸上又挂起了神秘、狡黠的微笑。
“您这个鬼东西,”他拍拍苏鲁特的肩膀,“每天都在钻研阴谋诡计,好样的。”
“怎么能和您比较呢?”苏鲁特同样笑着回答,“和您相比,我就像水晶一样纯洁。”
不过,在走出安德烈亚斯的办公室时,苏鲁特便不再笑了。独处时,他很难笑得出来。在走廊中他走得很慢,乃至越来越慢,似乎延长着自己在宁静与孤独中停留的时间。他燃起一根爱抽的“骆驼牌”香烟,望着窗外。窗户上贴着交叉形状的封条,防止玻璃在轰炸中被震碎。
“眼下只有骗子才会露出微笑,”苏鲁特想,“我明白这一点,因为我就是欺骗的行家里手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欺骗还有意义吗?倒不如说,这是不负责任的体现……”
卡妙把西方和谈的条件转达给了苏鲁特,苏鲁特又转达给安德烈亚斯。安德烈亚斯踌躇不前,以一种看似胸有成竹的微笑作伪装。他很少不笑,这说明他很少真诚待人。
“他在欺骗自己,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苏鲁特坐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对卡妙说,“安德烈亚斯仍然抱有幻想,希望通过对元首的忠诚来自保地位。我需要设法单独和西方取得联系。”
“盟军再一次强调……他们只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。”卡妙说。
“卡妙,你能做到么?”苏鲁特意味深长地问,“不背叛我。”
卡妙沉吟着,望着那双疲惫的玫瑰色眼睛。它们像两盏干涸的酒。
“我们尽可能以你的名义释放那一千五百名犹太人。”
“一千五百个,”苏鲁特惨淡地笑了一声,双手撑在写字台边缘,“一千五百个就足以让那几百万人原谅我吗?”
“但愿如此,”卡妙静静地回答。
“可是……”苏鲁特顿了顿,仰起头茫然地望着天花板,“我们的未来是不一样的。”
他的双腿从写字台上垂下,漫不经心地荡来荡去,裤管扎在军靴里,靴子灰扑扑的,很久没有上鞋油。这双腿多少次踏过集中营,踏过犹太人的尸体,踏在轰炸后的废墟上,将来还要踏进审判庭,踏进关押他的监牢里,踏到断头台上。而卡妙将和他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,踏上盟军的方舟,拥抱鲜花和胜利,把他丢在无尽的黑暗中……他仰靠在写字台上,一个劲地想着这些。
卡妙走过去,默默地抱着他,吻他,抚摸这个孤独的人的红头发。苏鲁特的头发又细又软,长到肩膀,红得好像垂死的晚霞。他黑色制服上的衣扣闪闪发亮,卡妙的手指滑过它们,尝试着解开。
“就在这里吗?”苏鲁特掩在衣领之后的喉结动了一下,他按住卡妙的手,从写字台上滑下,又拉上窗帘,反锁了办公室的门,“不要解上衣了,整理起来麻烦。”
卡妙从后方拥住苏鲁特,把他压在写字台上,隔着浆挺的布料搓揉他的下体。苏鲁特抿着嘴闷哼起来,下体一点点充血变硬,他解开自己的皮带,好让卡妙把手伸进去。卡妙沉重地、颤抖地呼吸着,把吻印在苏鲁特的耳畔,好似要通过这个吻把苏鲁特永远挽留在自己身边。
“我的……我的苏鲁特,”卡妙喃喃地说,“不要让我失去你。”
苏鲁特点点头,闭着眼睛感受卡妙的亲吻和爱抚。他很敏感,阴茎被卡妙握住时小声地呻吟起来,这声音轻搔着卡妙的耳膜,卡妙聆听它,回味它,渐渐加快了手上的撸动,让这声音变得更高亢些,近似一种哀求。苏鲁特双手撑在写字台上,轻轻颤抖着,卡妙流水般的鬓发垂在他眼前,笼罩着他,他被卡妙的颜色包围——一种深沉、冷峻、热切的青色,翻涌着,仿佛某种波浪……卡妙!他叫喊着,射出了精液,尽数射在卡妙温暖的掌心里。
卡妙不住地吻着苏鲁特,另一只手握紧了苏鲁特张开的手——那只手在剧烈的快感中向前伸去,像一个溺水的人的手,期盼卡妙的拯救,带他去一个新的世界。那世界里有让阳光晒暖了的河水,鱼儿在河中拍溅,他们躲在椴树的荫蔽下,唱一些温柔的歌,多么遥远,多么遥不可及,远得难以忍受的世界……他的苏鲁特啊……
苏鲁特的裤子被卡妙褪下一点点,卡妙沾了精液的手指挤进他的后穴,开始慢慢开拓。
“嗯……”苏鲁特餍足地呻吟起来。他将臀部抬高一些,让卡妙的手指更加深入,触碰到敏感点。他在快感中不停轻颤,期待更加粗而长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身体,而当卡妙果真如此进入他的时候,他满足地仰起头,叫出了声。
“哈……啊……”苏鲁特轻叫着,随着卡妙的阴茎一点点挤入他的臀缝,他的喘息愈发急促,“卡妙,你……满足吗?”
“他仍旧不信任我,把这当成某种交易,”卡妙苦涩地想。然而他要做出什么承诺呢?为苏鲁特申请政治避难吗?带他逃到南美吗?俄国人已经占领维也纳了,不过多久,就会攻克柏林……而在身下,他的肉体正在不停吸吮自己的欲望……卡妙用力顶弄了一下,苏鲁特哀哀地叫了起来。
“呀!……”苏鲁特浑身打颤,几乎站不起来,软绵绵地伏在写字台上。卡妙握住他的腰,一下下撞进灼热的肉穴中,撞在白皙的臀瓣上,撞啊,撞啊,隐秘之处不停地碰撞,在碰撞中袒露本能,撕去伪装,不停地抽插、摩擦、碰撞……
这场性爱狂暴地席卷而来,又很快褪去,在这期间他们的上衣始终一丝不苟地扣着,他们的上半身是两个党卫队军官,下半身是两个赤裸、放荡的人,是沉浸在罪恶的欢爱中的两个男人。射精之后,卡妙伏在苏鲁特的背上,粗喘着,停留了很久。他用力地拥吻着苏鲁特,把他的耳垂含在嘴里,绝望地亲吻着。他们的手撑在光滑的写字台上,写字台上面有几滴泪水——是苏鲁特掉下的眼泪。
“淫荡的……华瑟曼先生。”苏鲁特疲惫地轻笑一声。
卡妙慢慢地抽出自己的阴茎,精液从苏鲁特发红的肉穴里流出,打湿了内裤。
“还好,没有沾到外面的衣服上……”
苏鲁特说着,把裤子提了上去,系好了皮带。现在他又是一个光鲜而优雅的党卫队军官了,甚至显得严酷、难于接近,难以想象几分钟前他还在一个男人的征服下呻吟和流泪。在这身乌黑的制服下,掩藏着一个刚刚还迷失在爱欲中的身体,掩藏着欢爱的痕迹与情人的精液。
“伪装,”卡妙想,“一切都可以伪装下去……一切的混乱、迷茫、绝望都掩藏在这一件件制服下,而穿着制服的人都站在一艘沉船上,用不了多久,就会被一片冰冷的黑色海洋吞噬。苏鲁特会被吞噬,”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,“黑色的大海正在把他扯下去……”
他多么想再次拥抱苏鲁特,紧紧地久久地抱着,就像把他的轮廓印在自己的身体里,拓成一幅刻骨铭心的画。他突然想起了苏鲁特在欢爱中向前伸出的手,那只苍白、绝望、愈来愈频繁地夹着烟的手,从黑色的大海中伸出来,致命地诱惑着他。
“我设法通过瑞士的朋友和盟国外交官取得联系,”卡妙说,“请你相信我。”
“我相信你,”苏鲁特苦笑一声,沉默了一阵,说道,“也许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还不够,我打算再释放几个有影响力的美国战俘。但是我们要瞒着安德烈亚斯——也就是说,要让他们偷越边境。”
他拉开窗帘,望着春天的柏林的天空。天很蓝,蓝得像卡妙的眼睛,蓝得令他窒息,令他哽咽起来,他的心头又回荡起那首歌子:“当雪如球般涌向我,我已深陷积雪中……”那是让妹妹深深陷进去的眼睛,也是让他深陷其中的眼睛,在无边的黑暗中,那一星蔚蓝的光辉在他前方闪闪发亮……
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——不久之后,俄国的装甲部队出现在了德国边境。
卡妙握着方向盘,缓慢地行驶在柏林的街上。苏鲁特懒洋洋地躺靠在副驾驶的位置。这是一个平凡的春天的早晨,因为晨雾尚未散去,气温还有些清凉。
前方亮起了红灯,卡妙停了下来。不过卡妙知道,闯过红灯也是可以的。街上几乎没有汽车了,汽车都被强行充公送到了前线。也没有行人,人们都静静地躲在家里,等待着即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残酷的结局。
有一只麻雀在路旁的废墟间跳来跳去,尖细地鸣叫着。
“幸福的鸟儿!”卡妙想,“它是幸福的,因为它什么都不懂得。”
最近,他开始频繁地在苏鲁特家过夜。他们不再躲避盖世太保的目光,不再担心会套上粉色的臂章,什么都不再害怕。他们的身躯开始被一种盲目而焦灼的紧迫感占领,仿佛要抓紧一切空闲来相处,吸烟,做爱。在做爱时,他们常常一句话都不讲。苏鲁特常仰躺着,伸出手去,温存地抚摸着卡妙的长发,抚摸卡妙的脸,他的淫荡的华瑟曼先生的脸。在欢爱之后,在卡妙的怀抱中,苏鲁特至少能睡得沉一些。
卡妙打开收音机,从中传来播音员嘹亮的声音:
“……德国没有两种可能,只有一种!我们必须赢得战争,而且我们会胜利!每一个德意志男女,每一位德国人民,都应该努力工作,鼓起勇气,遵守纪律……”
苏鲁特关掉了收音机。
“修罗那边最近有什么消息?”苏鲁特问。
卡妙面色凝重地沉默着,注视着前路。
“柏林现在很危险,”过了一会,他回答,“修罗已经撤离了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撤?”
“我不愿意撤。”
“你是蠢货吗,卡妙?”苏鲁特说,“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等死?”
“我不会背叛你。”
苏鲁特扭头望着卡妙的侧脸。那是一张雕塑般的英俊而静默的脸,晨光给五官的轮廓镀上一层明亮的边,却叩不开他滞重的面容,他紧紧闭着的嘴唇里压抑着一种东西,一种绝望、灼热、温柔的力量——一种幸福的力量。
车停在了帝国办公大厦门前,两人下了车。卡妙猛地把车门碰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他决绝地斩断了一架通往方舟的浮桥。
苍白的太阳升了起来,悬在东方的天空上,悬在逐渐温暖起来的大地上,悬在让炮火烧焦的枯林上。
“这样的天气应该跳一支舞,”苏鲁特在办公室里冲了一壶速溶咖啡,“美国佬的东西,要试试吗?”
“是啊,这是个好天气,”卡妙往茶杯中倒了一些速溶咖啡,也喝了一口,“可惜的是,我不擅长跳舞。”
“现在可不是需要撒谎的时候……”苏鲁特讶异地抬抬眉。他不相信一个法语说得如此流利的人竟不会跳舞。
“我什么都会,只是不会跳舞,”卡妙微笑了一下,“在上大学时,学校的姑娘们叫我’又粗又笨的德国佬’,因为在跳舞的时候我没法跟上她们的节拍,还总是踩到她们的脚……后来我才发现,是我对待舞蹈过于严肃了——跳舞时我总是竭力把舞伴当做是自己的恋人,我想,只有这样才能跳一支完美的舞。可不管怎么说,她们都不是我的恋人。”
“在爱情上你真是过分诚实,”苏鲁特擦了擦嘴,打趣道,“那么,要和我跳一支吗?”
“当然,”卡妙牵住了苏鲁特向他伸出的手。
他把苏鲁特揽得近些,再近些,近得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,两个人慢慢地挪起步子来。
苏鲁特轻轻哼起一首曲子,是民谣,不是圆舞曲。他的歌声像细丝一样飘荡在办公室里,犹如细细的阳光在椴树荫蔽中穿过,照在他们身上。
他们的舞跳得很慢,慢得像两个初学者,然而相当完美。苏鲁特的步伐后退一步,卡妙就前进一点。而当卡妙后退的时候,苏鲁特就前进。两双皮靴叩在办公室的木地板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电话机铃声大作,炮声响彻柏林的郊外,沉闷地传到办公室里。
苏鲁特把电话挂断,又将话筒拿了下来,这样所有的电话都打不进来了。
“我们继续,”苏鲁特笑着说,再一次牵住了卡妙的手。他的声音那么轻松,那么温柔,像一个孩子穿行在遥远的温暖的春天。阳光从后面洒来,落在苏鲁特的肩上和头发上,把他的头发晒成一种橙色。一大片长在阳光下的郁金香就是这种颜色。
“你幸福吗?”卡妙颤抖地、沙哑地问,他的泪水流下来,越流越多,滑过颊上,“我……我很幸福。”
“我也是,”苏鲁特回答,“因为你忠于我。”
苏鲁特动也不动地望着卡妙泪水涟涟的蓝眼睛,仿佛要把这种天空一样、冰海一样的蓝色抱进怀中去。他想,当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,自己将被铐住,独自被锁在牢笼里,他再看不到卡妙的双眼,看不到这种深沉的、动人的蓝色,他连一瞬间也不能想象,自己将和这蓝色分离,那是在黑夜中卡妙为他悄悄点燃的蓝色的灯光。
“你忠于我,对不对?”苏鲁特又问了一遍。
“是,”卡妙悄声回答,“我忠于你。”
“那么,”苏鲁特说,“来吻吻我吧。”
他咬破假牙中的胶囊,给卡妙送去了一个苦杏仁味的吻。
在离开卡妙的嘴唇时,苏鲁特眩晕起来。他竭力望着他眼前的人,这个蓝眼睛的家伙,他的少年时的邻居,妹妹的心上人,他的淫荡的华瑟曼先生,他的爱人,他的一道和他垂死的爱人。他似乎觉得自己和卡妙一起沉没在一条温柔的河里,河面上悬着椴树的枝叶,卡妙全身披着春天的暖热的阳光,向他俯下身来,尽管毒盐正在伤害他们,掠夺他们的生命,尽管他们在疼痛中剧烈地痉挛着,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苦杏仁味的空气。
这是1945年四月底的一个上午,是一个适合跳舞的日子。太阳越升越高,洒下苍白的光芒,晒热了大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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